杂志 PRINT 2011年夏季

Morris Engel, 《哭泣的孩子》ca. 1935, 黑白摄影, 9 1/2 x 7 1/2". 选自《哈莱姆的真实记录》系列,1936-39。

工人摄影运动

Morris Engel, 《哭泣的孩子》ca. 1935, 黑白摄影, 9 1/2 x 7 1/2". 选自《哈莱姆的真实记录》系列,1936-39。

乍看到“工人摄影”这样的短语,很难去完全理解它的内涵。这一短语中的两个词语之间的联系,无法清晰地表明二者之间的真正关系。这一模糊性所回避掉的问题,却对理解其所容纳的技术含量和政治目的具有重要性,这是一场产生于两次大战期间的记录运动,目的是“为大众民主时代日益涌现的大众阶级留下踪影”(策展人Jorge Ribalta语)。那么,工人摄影是否是为了突出阶级自主性而自发产生的一场纯粹的草根运动呢?它是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肖像学,得以主题性命名呢?工人阶级究竟是工人摄影的创作者还是被记录的客观对象呢?

任何简单化的回答都不足以诠释上述问题,在此暂且略过,在索菲亚王后美术馆的这场展览,采用的是极为巧妙的手法,从非常广博的角度,呈现了工人摄影这一项目复杂的三重性:活跃的团体,艺术先锋,政党指令,正是这三方面决定了工人摄影发生和进行的本质。展览从叙述上围绕三个关键的时间点展开:1926年,运动的两个重要机构工人摄影和苏维埃摄影成立;1929年,工人摄影开始走出最初的德苏对话,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英国,荷兰,美国的骨干们发生联系,成为国际性的倡议;1935年,流行前沿策略将运动的重点从阶级斗争的论调转向打造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上去。

起初,德国和苏维埃的业余工人摄影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的计划,类似无产者文化(Proletkult)运动:在共产党的政治目的之外,培养一种具有参与精神的无产阶级意识。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另类的媒体网络体系,比如,威廉-缪其伯格Willi Münzenberg创办的周报《工人画报》,当时正值顶峰时期,是德国第二大最受欢迎的刊物。展览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将这些印刷品的内容重构并展出(包括杂志,书的封面,海报,年历,明信片等),很多图片重见天日。一同展出的还有六部纪录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展览从不同的媒介入手,意在体现出这场运动的勃勃野心:要为这一无产阶级项目的非正当化形成一个反霸权的“生活模板”,这一项目的存在,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统领的主流叙事相比,似乎有些零碎分散,而它们却正想突破这一点。

工人摄影师们将自己的摄影机指向了被忽略的普通大众,将无产阶级斗争的舞台超越了政党经济分析学,走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所中,从有生命的意识形态这一层次来定义工人阶级。莫里斯-恩格尔(Morris Engel)记录了哈莱姆区的生活,布莱松(Henri Cartier-Bresson)拍下了法国工人们那些最寻常的时刻,但更多的是Maks Al’pert, Arkadii Shaikhet和Semen Tules1931年的摄影文章《一个莫斯科工人家庭生活中的24小时》推动这一项目,超越了政党的经济主义。Filippovs这一系列除了记下一个“典型的”莫斯科家庭挣工资的成员们的程序化劳动外,还描述了工作场所外的家庭们,他们接受教育、参加休闲活动、做家务劳动、进行消费和体育锻炼的场景。

从这场展览中不难发现,这一运动逐渐从最初的业余转向了一套常见的美学风格。如匈牙利的Kata Kálmán,严格裁切的人像,体现了肖像创作遵循的这些规则,同时,又与传统上对个人的表现性修饰相对立,在科学的客观性和纪念性的个人主义之间保持一种紧张度。毫无疑问,最终,作品美学上的追求盖过工人摄影最初的创作目的。这场展览的最后两个展厅分别是法国和西班牙,和德国不同的是,像工人摄影这样的草根运动,在那里并没有什么产生的根基。将展览的二三部分区分开的墙上文字,也突出了这一断裂性,这些文字是西语,为“Políticas documentales en la era del Frent Popular,” 旁边的英文,则诠释为“流行前沿时期的记录诗学。”由于其彰显的意义性,差点令人忽略了这其中的一个明显的翻译性错误,这里面,“政治”一词被“诗学”替换,突出了30年代中期用一系列固定而可见的视觉比喻来表现工人阶级这种一致性的努力。同样的墙上文字表明,最后的展厅呈现的是“无产阶级史诗性的肖像创作”。

例如,对于无产阶级(proletariat),马克思并没有写什么。他为了避免这个词所引起的似是而非的具体化(proletariat类似生物上的物种,以工厂男性劳动者来确定这一革命主体),他用的是working class, 这一非本质化、处于变动中的主体地位是由生产力和社会在生产的活动所决定的。étienne Balibar曾指出,马克思的这种词语上的划分表明代表无产阶级的不可能性。无产阶级的肖像学也许对于刺激革命政治而言是临行性的视觉虚构,但却并没有反映出工人阶级生活的多样化,王后美术馆的展览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无论是劳动场所之内还是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广泛的场域。

“无情之光:工人摄影运动 1926-1939”展览持续到8月22日。
作者德文-弗(Devin Fore)是普林斯顿大学德语教授。

译/ 王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