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 PRINT 2012年2月

斯滕•霍勒,《巨大的心理水箱》(局部),1999,聚丙烯、橡胶、钢、PVC管、过滤器、泵、热水器、开关、水、镁、硫酸盐、棉浴袍、棉浴巾、夹趾拖鞋,598x400x369cm。

卡斯滕‧霍勒 (Carsten Höller)

斯滕•霍勒,《巨大的心理水箱》(局部),1999,聚丙烯、橡胶、钢、PVC管、过滤器、泵、热水器、开关、水、镁、硫酸盐、棉浴袍、棉浴巾、夹趾拖鞋,598x400x369cm。

卡斯滕•霍勒(Carsten Höller)在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体验”(EXPERIENCE)展览与其说完美,不如说是个完美的错误。如果艺术家的目的就是体现我们当下最重要的社会正义运动 “占领华尔街”所争论的价值观的话,那么他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全副武装迎接观众的“体验”展是绝对私密化的——很典型地包括对感官和/或肢体的隔离——而博物馆的机构职责则被置之不理。霍勒有两件主要的展品,一件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滑梯,它横穿过博物馆的两层楼;另一件是一个看起来能够令人产生麻木不仁之感的巨型水箱,其中注满盐水,可容纳一人漂浮在水中。要想去体验这两件作品,就得排长队证明自己不会起诉博物馆可能造成的伤害;然后,还必须再排一条长队,去领取一套笨重的护目镜,戴上它你就会看到天地颠倒,并且还要押上自己的信用卡做担保(如果护目镜损坏了,你要赔一千五百美元)。换句话说,博物馆作为公共空间的地位完全被架空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机构所提供的极度私密的体验,而保护观众安全的职责也被具体化了。在那百分之一人的眼里,这的的确确是一种关系美学,博物馆通过将责任(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下放给“市民”(博物馆参观者)来引导这个新自由主义国家。但是和美国不同的是,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并不害怕提升税收——或者门票价格。据《纽约时报》报道,它的票价已经“临时”从十二美元涨到了十六美元,以“购置额外设施,引导参观者通过霍勒先生那嘉年华一般的作品”。就像其他许多博物馆以及它们的重磅展览一样,本次展览利用的就是被“嘉年华一般”的艺术吸引至此的观众。

如果你觉得我不该这么说那些签署博物馆免责声明和排长队的人们、“导览”以及票价(这毕竟是艺术!),那么请允许我引用一下尼古拉斯•波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根据关系美学而为艺术作品所提出的老掉牙的定义吧,这一定义在那闪闪发光印着“体验”大字的展览目录上反复出现。这本书按照字母顺序收录了一些主题性短文(例如“Amanita Blue[蓝色伞形毒菌]” “Animal[动物]” “Artist[艺术家]” “Automaton[机器人]”收在A系列),都是艺术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写的。波瑞奥德对于艺术的第一条描述就出现在红色的“Artist”(“艺术家”)里,这样写道:“(艺术)是一种通过形式、符号、物品或动作等手段将世界中的关系具体化的活动。”在我看来,这是个极佳的定义,它逻辑性地暗示了霍勒的体验必须涵盖它们所涉及到的所有关系,这包括花三倍时间排队和签署冗长而琐碎的免责声明;以及之后为了到滑梯口而排更长的队,因为滑梯一次只允许一人进入。等这一切都结束了,便是关于你“个人体验”的各种条文(根据“参观指南与免责声明”你必须签署如下协议):

说明:
一、到四楼等待美术馆保安的引导。
二、每次一人,不得例外。
三、您必须使用滑梯坐垫和头盔,如果同意便领取护肘。
四、参与者须脚向下、面向上,肘部须收紧,手臂交叉放于胸前或膝上。
五、滑滑梯时保持头部微微抬起。不要试图坐起、旋转或用手急停。如果急停,您可能会伤到自己或他人。
六、在完全停止之前请一直保持平躺姿势。
七、到达滑梯末尾之后,请立即起身离开,并遵守保安提供的所有指导。

斯滕•霍勒,《无题》(侧面,局部),2011,不锈钢、钢、聚丙烯、帆布垫,装置,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体验”听起来简直就像军事训练或者飞机过机场安检,而不是在参观美术馆。即便如此,如果艺术作品本身能激发起一些深刻感受,那这一切麻烦也就值了,就像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在他如此撼动人心的作品《现场直播走廊》(Live-Taped Video Corridor,1970)中展示的那种现象错位一样,观众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一种身体的迷失与隔绝,他们被压迫在狭窄的两堵墙之间,并且能够看到自己背面的形象。相反,在霍勒的滑梯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迅速地从美术馆的楼层之间滑过,速度之快以至于我根本来不及思考,脑子里只记得那些亲切的保安告诫我的“安全”姿势(顺便说一句,这是我的“体验”中感觉最好的部分了)。不过,作为一个评论家,我鼓起勇气又试了一次,倾尽全力去想象从空间中滑过是多么奇异而美妙的事情,而在这以前我只是站在那里看作品。但是即使第二次尝试也只让我觉得自己还不如去迪斯尼乐园或者大都会博物馆呢。霍勒的游戏的确与艺术无关(毕竟,还有什么能让我们在不能观看的情况下走进美术馆呢?)他拒绝给我们除“体验”之外的任何东西,但这“体验”往往让人觉得简单得有些尴尬:真的有人会在光滑的旋转滑梯上和其他羞涩不安的成年人一起颠簸抽搐的时候“减速”吗?还有,当一个人把头被放进装满鱼的水箱时真的那么容易就能有幻觉般的体验吗?

我想,霍勒可能会给出十分肯定的回答,并且还会号召我们,除了滑行、漂浮或者观看颠倒世界等等他所设计的最初级的知觉把戏之外,什么也别想。但是如果关系美学意味着一切,那它就意味着附属在一件艺术作品上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必须算作它物质网络的一部分,并且这游戏还要经得住分析。霍勒切断了主体间性的维度以及它们所呈现的可能性,反而恬然不觉地又介绍了一遍“体验”在我们的晚期资本主义消费世界里所面临的种种禁闭——这包括法律责任、高票价以及一边无休止地等待、一边时刻准备着冲去“体验”的压力。也许,如果他致力于一种对于我们每天所遭遇的权力话语的错位反映,那么他的展览将会变得完善得多。但是将个人感觉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只能是另一种模式:体验作为一种私密化的“娱乐”,它实质上的社会性成本却是被压制了。本次展览传播了这样一种希望(或者说是幻想):博物馆也可以是大商场。如此一来,体验的空间不仅没有得到拓展,反而更加窄小了。

《斯滕•霍勒:体验》展览现场,2011,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左起:《小型旋转木马》(2005)、《鸣叫的金丝雀在移动》(Singing Canaries Mobile,2009)、《无题》(侧面,2011)。

大卫•朱斯里特(David Joselit),耶鲁大学卡耐基艺术史教授。

译/ 梁舒涵、校对/王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