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 PRINT 2012年12月

“圆桌”现场,2012,光州双年展大厅。前:Michael Joo,《看不见的》,2012。后:左起:Mark Bradford, 《1872南方》,2012;Mark Bradford, 《1910西方》,2012。

姚嘉善谈2012光州双年展

“圆桌”现场,2012,光州双年展大厅。前:Michael Joo,《看不见的》,2012。后:左起:Mark Bradford, 《1872南方》,2012;Mark Bradford, 《1910西方》,2012。

题为“圆桌”的2012年光州双年展,成为了冲突重重的真实写照。围绕着合作的想法,多种观点汇集在一起(相互碰撞?),来自各方的观点最后却以彻底分散的方式呈现出来。虽然画册以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双年展的题目所指,关于“圆桌”的“圆桌”,展览对交流所做的努力与组织者多样化的观念和立场并不相符。双年展在五个展厅和五个外围场拉开帷幕,从一开始,圆桌就陷入了题目所暗示的那种发散的平等主义的交流中。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有着六个艺术总监的双年展会产生出一个众人信服而又统一的结果,这也许是它的期待之一,以再联盟的方式来脱离(以男性为主的)作为作者式个体策展人的窠臼中。也许少有人能预见到这一届女性策展人们之间的较量,南希•阿达亚尼亚(Nancy Adajania),瓦桑•阿尔•库戴里(Wassan Al-Khudhairi),片冈美(Mami Kataoka),金宣廷(Sunjung Kim),卢迎华(Carol Yinghua Lu),阿利亚•思瓦斯迪卡(Alia Swastika),在各自为谋的副主题下,以迥异不同的平面图、强调分离而非鼓励有效的交汇的策展形式,彼此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如果之前的“万人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双年展模式,以紧密策划的具有历史思想的博物馆方式为基础,那么,“圆桌:则回到了更令人习以为常的双年展模式上,不仅仅是主题分散,而且邀请了来自四十四个国家的九十多名艺术家和创作团体,进行了大量的现场创作,举办艺术家驻场计划,与光州城和居民互动的项目等。这些做法一度变成了自以为是的炫耀(尤其是以三个知名艺术家马克•布拉福德(Mark Bradford),徐道获(Do-Ho Suh),迈克•珠(Michael Joo)获奖的委托作品的摆放位置为甚,它们均在双年展大厅的入口处),或者被表现得非常奇怪,装置艺术家的创作场域走进了废弃的建筑(阿巴哈姆•克鲁兹维勒加斯Arbaham Cruzvillegas)或古朴的寺庙(沃夫冈•莱勃Wolfgan Laib)中。

六个副主题--登入与登出集体、重访历史、片刻的遭遇、亲密自主与匿名、重回个体经验、流动性对时间与空间的影响。在自身无法连贯的表达的重压下,相互较量。同一空间下不同主题的混合,造成了不般配的排列搭配,例如,戴恩•米切尔(Dane Mitchell)充满魔力的手动玻璃灯泡,沿着佩德罗•瑞耶斯(Pedro Reyes)由再利用的武器粗糙改制而成的乐器排开。金泛(Kim Beom) 出色的录像作品《黄色尖叫》(Yellow Scream, 2012),放在了Daein市场的一个破落角落里,这件作品教观众如何描绘声音,很容易错过,其实,它本应该因另一件在双年展大厅的类似作品《无题Untitled 》(Intimate Suffering #8, 2008)而引起关注才是,后者是对绘画创作的思考。这种分离的氛围也被阿基•萨萨莫托(Aki Sasamoto)的《离心行动》(Centrifugal March, 2012)稍稍打破,这是一件由翻新的家具、和扩音器连在一起的悬挂冰柱和墙画做成的装置,在她对生死和再生的表演独白中,一切栩栩如生。

克赛•基尔(Chosil Kil),吕乐,索菲亚•阿尔-玛利亚(Sophia Al-Maria),Fayçal Baghriche, 舒鲁克•哈布(Shuruq Harb)的思想,在相互较劲的策展意识中迷失,最倒霉的是,以将作品分配给一个具体主题和策展人的色彩密码系统来突出各方。圆桌中的策展人权限令参展艺术家置于无法发声的境地。不久前,双年展以聚拢远近地区艺术家的方式来确立自身的国际化地位。在光州,这样的逻辑再次出现,将身份和地理范围同样突出的策展人召集在一起组成策展团队,民族性成为了获得当地知识最原始的方式。

艺术总监们彼此不服气的姿态导致的结果就是一切失控。这种不和谐导致了展览最糟糕的失策,空间分配上很不均匀,两位策展人阿达亚尼亚和卢瓜分双年展大厅,二人用她们各自选出来的主题和艺术家在自己的地盘里自立门户,而其他四位策展人的项目则在其他展厅和外围展场交错重叠。尽管自立门户,阿达亚尼亚和卢的副主题展却也算得上最为协调一致的了。但即使如此,却依然不乏矛盾之处:在阿达亚尼亚那里,艺术作品支持的是政治觉醒(Noh Suntag的摄影)和集体性(影片《塔:歌唱剧》The Tower Songspiel, 2010,由“Chto delat/怎么办?”所做)与卢的唯我论策展框架产生了冲突,卢的项目里,参与者是电影人吕乐,作家韩东,艺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哲学家-策展人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这些都是个人主义的佐证。

“圆桌”的创意袒露无遗,对民主和无等级交流的可能性探索的想法只是形成了策展人之间的那种不和谐,却并未激发起艺术作品之间的对话。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下道基行(Motoyuki Shitamichi)的《桥》(Bridge, 2011),上面是作为临时过道的木板,拍摄于艺术家环游日本期间,作品被放在了光州的一条连接三个展厅的走廊中,其实也算是对各自为谋的这场展览的一个弥合吧。下道基行的图片和它们精心的放置,除了描述了处于绝境的时刻外,也表现了更有价值的意义:面临无处不在的种种局限,如何能够创造性地跨越过去。

姚嘉善目前是香港西九龙文化区视觉文化M+博物馆策展人。

译/ 王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