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 PRINT 2013年9月

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谈立陶宛/塞浦路斯馆

“Oo”展览现场,2013,立陶宛/塞浦路斯馆,威尼斯。前景:玛利亚·哈撒比,《间歇》,2013;布里埃尔·莱斯特,《表兄们》,2013。后景:德克斯特·希尼斯特,《进行中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2013。摄影:Robertas Narkus.

要看你和谁讨论:立陶宛/塞浦路斯馆要么是一个让人难忘、有情调的“非国家馆”(nonpavilion),在威尼斯为后-国家式(postnational)的定点再现确立了新标准,要么就是完全没有核心与实质,混淆视听的生搬硬造。威尼斯评审团的看法显然是前者,所以才在开幕期间授予其一项“特别提名奖”。

首先来看看两馆合一的搭配:受邀策划两个国家馆的立陶宛策展人雷蒙达斯·马拉索斯卡斯(Raimundas Malašauskas)决定要进行一次看似不可能的“合并”。然后再看展场建筑:马拉索斯卡斯没有选择浪漫的老旧宫殿,而是将预算集中起来,将一座即刻可以投入使用的多层体育馆租了下来。该馆修建于1970年代,就位于军械库旁边。体育馆内部存在着两条可能的线路:较长的(7段楼梯)与较短的(3段楼梯)。

我无意中走了那条较长的线路,试图找到玛利亚·哈撒比(Maria Hassabi)的行为作品《间歇》(Intermission,2013)。我们一行人被领进楼下一间空旷、黑暗、洞穴状的房间,但里面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我们在那儿看了一段莉亚·哈拉奇[Lia Haraki]的舞蹈)。然后我们又紧赶慢赶爬上楼,来到一个巨大、明亮的室内篮球场顶层,场地四面都是陡峭的看台。我们错过了《间歇》,但误打误撞赶上了国家馆的盛大开幕。加布里埃尔·莱斯特(Gabriel Lester)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接下来是弗兰西斯科·卡马乔·赫莱拉(Francisco Camacho Herrera)的有氧健身展示,可发出指示的却是带着浓重俄罗斯口音的安德斯·克罗伊格(Anders Kreuger)。

在场地的中央,莱斯特安装了一系列幕墙,它们原来都是展览的临时隔断,由不同的欧洲美术馆捐赠(《表兄》[Cousins,2013])。这些幕墙被松果与木屑包围(杰森·道奇[Jason Dodge]的装置),而场地的两侧,计分板的定制电子显示器(由德克斯特·希尼斯特[Dexter Sinister]设计)上闪烁着此次展览听起来数字意味十足的题目:“oO” 和“Oo”。其他作品,包括莫滕·诺尔比·哈尔沃森(Morten Norbye Halvorsen)的一件声音作品,以及福诺斯·科里亚库(Phanos Kyriacou)的一件雕塑都被埋在了看台中间。我完全没看见米亚哈姆·莱夫科沃维茨(Myriam Lefkowitz)的散步项目(参与者闭上眼睛被领着在威尼斯四处游走),以及尤吉斯·帕斯科威希尔斯(Jurgis Paškevicius)与斯提尔米尔·奥恩·古德蒙德森(Styrmir Örn Guðmundsson)在馆内以霹雳舞告终的巡游。

玛利亚·哈撒比,《间歇》,2013。行为表演现场,立陶宛/塞浦路斯馆,威尼斯。2013年5月30日。摄影:Robertas Narkus.

当我第二天回去时,体育馆几乎空了。哈撒比——以她冰冻般缓慢的舞蹈而著称——以及其他两位舞者沿着对角线从看台上移动下来,他们的动作慢到几乎令人难以察觉。没什么人在现场观看,不过这却使得表演者慢动作的强度显得更加显著与非现实;他们以一种完全区别于双年展狂热节奏的步调运动着。这毫无疑问是我在威尼斯看到的最为震慑人心与优美的作品。场地中间,在莱斯特的《表兄们》之间蹒跚前进的是一个手持拐杖、带着一副歪斜面具的男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面具是由立陶宛的孩子制作的)。我身后的两人正在睡觉。某一刻,一群七岁大小的女孩穿着舞蹈服列队走过,仿佛正准备上课似的。上述事件中只有一些是经过事先策划的,其余纯属偶然。此地既不是威尼斯,亦不是国家馆,我发觉自己处于一座属于失落灵魂的城市,悬置于一处时空失实的虚妄中。

Savieiga在立陶宛语里是“事物自力更生”(things taking care of themselves)的意思,用来描述马拉索斯卡斯的策展工作正好合适。黄色的导览手册晦涩暧昧,而负责人也似乎完全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开幕第一个星期以后,当所有现场活动结束时,当地人开始就着这个完全让人无法理解的碎片式大型展览继续他们每天的锻炼活动,让整个国家馆都显得生机勃勃。由于当地篮球队要重新使用篮球场,展览这个月即将结束。

马拉索斯卡斯和过去一样,并未把关照个体观众视为优先事项;他的展览倾向于实现一种寻宝活动、时间旅行与阴谋理论的联合。如果你决定玩这个游戏,这个馆将成为一个长期的智力游戏:当你和经历过这次展览的人聊起它,继而使它那些偶然的、甚至近乎虚构的存在中的结点连接起来时,它便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几年中逐步产生意义。当然,整个策展的思路并不会为此变得更加清晰,但作为一连串断开的、边缘的体验,这个展览将开始获得一个更为明确的特质。

对于策展人而言,制造情绪而不是观点,足够吗?对于大规模的双年展,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对于一个处于边缘,对主体展览进行温和挑衅的国家馆,这种策略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将策划与非策划随机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膨胀的平行宇宙——这是将比国家馆存续更长时间的感知力,给人留下的是一种含混却不可磨灭的印象。

克莱尔•毕晓普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Cuny Graduate Center)艺术史博士项目助理教授。

译/ 杨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