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

由Fulya Erdemci策划的第十三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标志着一种基调的转变。这场毫无妥协的展览将目光对准了这个集体自由领域正迅速缩减的世界。关系美学温暖的友好气氛和稍显天真的美好希望已经消失殆尽。相反，一种更阴暗，更现实的氛围弥漫全场，大量作品都在不厌其烦地向观众展示各种障碍以及不可跨越的边界。此处，我们并不期待艺术为分裂的现实提供另选项，即便Erdemci反复强调了社会炼金术将如何改变有关“公众”的保守概念。

还未进入主展场Antrepo No. 3，观众就看到土耳其艺术家Ayse Erkmen的装置《砰砰砰》（2013） ：一个挂在起重机上的绿色大塑料球徒劳地不断击打着展场建筑侧墙。仿佛是为了进一步强调艺术与真实之间不可消除的界限，观众进场后看到的第一件作品是墨西哥艺术家Jorge Méndez Blake的巨大砖墙《城堡》（2007）。走进一看，你会发现砖墙的几何结构上有一些细微的错位，原因是墙根下被塞进一本西语平装版的卡夫卡小说：《城堡》（1922）。整个砖石结构重申了小说主人公的痛苦经历：作为一名土地测量员进入村庄的他怎么也无法在村子里获得他想要的知识和属于自己的位置。

一座城市到底归谁所有？一个拥有八十多名参展艺术家的大型国际展览以如此连贯的方式处理一个单独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多见。土耳其当代艺术的主要展示场所是私人赞助的空间；与此相反，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介入城市公共空间。但自去年五月警察对塔克西姆广场上游行队伍（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在Gezi公园的地产开发项目）进行大规模镇压之后，整个伊斯坦布尔的气氛就变得越来越暴力。因此，组委会不得不重新考虑展览的关注点：双年展从一个在城市空间内进行的展览变成了一个关于城市空间的展览。

展览主题“妈妈，我是个野蛮人吗？”（Anne, ben barbar miyim?）出自土耳其作家Lale Müldür2006年的文集；正如题目所示，本届双年展探讨了疆域和边界，均质化的共享空间以及脱离规范的个案。这种对日常生活诗意，甚至荒诞的介入在艺术团体“行动学院”（Akademia Ruchu）的影片中随处可见。该团体来自华沙，由艺术家Wojciech Krukowski牵头创建，到上世纪70年代为止，他们组织过多场群体行为表演，例如1977年的《绊倒I》和《绊倒II》：期间，不同人群围绕着同一个城市中心地点来回行走，走动过程中故意反复摔倒。（除了暂时扰乱毫不知情的过路行人的正常节奏，这些行为并未造成更多的影响。）同时展出的还有另一件与此相关的介入行为记录。在《洗》（1974）中，美国艺术家Mierle Laderman Ukeles花了五个小时清洁纽约A.I.R.画廊前面的行人道，并宣布该行为是艺术——尽管她的行动并未打扰任何人。

对日常生活微妙的置换同样见于捷克艺术家Jirí Kovanda的作品：在《接触》（1977）中，艺术家故意跟其他行人发生身体碰撞；在《无题（电梯）》（1977）中，我们则看到他跟好几拨不同的陌生人搭乘电梯，途中突然转过身死死盯住身后那个人的眼睛。70年代的布拉格，公共领域受到严格控制。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亲密、几乎令人难以觉察的行动具有一种明确的政治涵义，既是对群体联系的低调展示，也是对创造性干扰的巧妙提醒。如今，这些行为留下的记录（以黑白照片的形式）很容易变成一种有关逝去时代的怀旧暗语，那时候，我们还能分辨出什么是政治实践。Gordon Matta-Clark的《圆锥形横切》（1975）更显著地传达了这种令人愉快的激进氛围：艺术家在靠近蓬皮杜艺术中心未来所在地的一座大楼上切割出两个巨大的圆洞，此次展览展示的便是当时留下的文献记录。尽管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本次双年展的中心议题——当代城市发展和美化——而言，仍是完美的出发点。

已故埃及艺术家Amal Kenawy采取的行动更具侵略性，引发的反响也更激烈。2009年，他在开罗市中心组织了一场名为《沉默的羔羊》的集体行为表演：十三名成年人和两名儿童跪着爬过市中心拥挤的街道，一度造成交通停滞。土耳其艺术家Halil Altındere自90年代以来就一直住在伊斯坦布尔，他的作品同样通过直接的对抗来探讨城市的社会张力。说唱录像《奇境》（2013）开场让人觉得活泼好玩儿——罗姆族青年为反对政府对他们原来居住的Sulukule区进行商业化开发而进行了一系列街头斗争和破坏活动——慢慢地，录像变得越来越暴力。当年轻人突然开始用汽油放火烧一名警察时，好玩儿的部分就已经消失殆尽。但这件可能在开幕当天引发了最多讨论的作品不仅仅是关于赤裸裸的娱乐，而更多是就我们对“他者”的野蛮化做出了强有力的感性评论。当人们失去将心比心的能力时，百无禁忌就不足为奇了。

本届双年展与虚伪的承诺和天真的乐观主义都保持了距离。但其中并不缺乏美和某种抒情性，有时甚至可以窥见城市墙壁之外的世界。瑞典艺术家Annika Eriksson2013年的作品《我是一只一直在这里的狗（循环）》将镜头对准了游荡于伊斯坦布尔郊区的野狗，令人感受到城市扩张的残酷及其边缘地带的暴力。对我们人类而言，希望已经所剩无几，但在一切生命体中，还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和智慧。这也许是我们能够达到的跟Erdemci想要传达的“炼金术”最接近的解释。

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是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馆长，也是《Artforum》的特约编辑。

文／ 丹尼尔•伯恩鲍姆 ｜ Daniel Birnbaum

译／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