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 PRINT 2014年1月

现场

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

威廉・肯特里奇,《拒绝时间》,2012,五屏录像投影、声音、扩音器、混合材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览现场,2013。

作为伟大传统的伤感天才,威廉・肯特里奇问的都是大问题。在《拒绝时间》里,他提的问题是:我们死后是否一切都结束了?2012年在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上首展的这件装置作品于2013年秋在大都会博物馆跟纽约观众初次见面(展期至2014年5月11日)。其中所涉主题包括:时间的推移变化、宇宙的终结、黑洞以及弦理论;然而艺术家对上述沉重话题的处理充满想象力,反过来让人感到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慰籍。这件与多名合作者共同完成的作品把纯粹的肯特里奇风格放大到了歌剧规模。和科学史学家彼得・盖里森(Peter Galison)的长谈为艺术家带来很多灵感。除盖里森以外,被列入合作者名单里的还有录像剪辑凯瑟琳・麦宝伊(Catherine Meyburgh)以及作曲家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作品充满怀旧色彩的美学在南美表演艺术家(尤其是Dada Masilo,她不仅负责编舞,也在这件作品以及其他肯特里奇作品中亲自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助阵下显得充满活力。此外,艺术家本人的出场也为作品增色不少。当然,后者也是熟悉肯特里奇作品的观众本来就期待的。

与该装置作品同时进行的还有一系列新的展览和表演:大都会歌剧院重演肖斯塔科维奇《鼻子》的肯特里奇改编版,Marian Goodman画廊举办了一场大型展览——在这肯特里奇的季节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如何根据新的语境对以前的作品进行改编调整。比如,《拒绝时间》的卡塞尔展场是火车站里的一个工业空间,而纽约展览就需要对大都会博物馆通常纤尘不染的展厅“动点儿粗”(用肯特里奇的话说),建筑工地上用来保护墙壁和地板的材料随处可见,木头和金属制的旧椅子散放在展厅内供观众在半个小时的放映时间内任意取用,鼓励他们从多个不同视角观看被投射在三面墙上的五屏录像,每面墙墙角的扩音器都播放着不同的音轨。

十九世纪,以英国格林威治子午线(讽刺的是,格林威治平均时的另一个名字是“祖鲁时间”)为代表,欧洲大国开始获得对时间的控制权。到19世纪80年代,巴黎的地下已经安装了长达数英里的压缩空气管道,用以规范全城上千座气压钟的时间;这一事实使吹奏乐在《拒绝时间》的音乐里占据了极大比重,同时位于作品核心位置的“呼吸机”则起到虚拟肺叶的作用——用艺术家的话说就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身体化理念”(embodied idea)。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指导观众“呼吸……停……再呼吸”,让我们回到身体本身对时间流逝的丈量之中,说到底,后者终究要比机器或政府制定的时间规则重要许多。送信人的谦逊增强了该装置的情感力量:“我在这里,”肯特里奇游离的声音反复说道,仿佛来自外太空,而这期间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则是他梦中的银河图像。我们不仅被艺术家非凡的创造性所吸引,更从他的宇宙观中得到安慰,因为根据当代物理学的假设,我们是永恒存在的——如果我们接受此处呈现的弦理论原则,那么图像、谈话的只言片语,甚至包括情感,都是宇宙文献库的一部分,被永远保存在黑洞的边缘。

在Marian Goodman画廊一间黑暗的展厅内,肯特里奇提炼其艺术作品的载体是一本书:1914年版的《卡塞尔的机械百科全书》(副标题:根据个人经验和专业知识编写的工作坊使用备忘录)。肯特里买了一本旧书,并在发黄的扉页上印上自己的名字。这件七分钟长的录像作品开场便是艺术家沾满墨水的手翻开封面的场景,观众仿佛正透过艺术家的眼睛观看一切。钢琴琴音响起,书页开始以每秒十二帧的速度翻动——足以让接下来的冒险变成动画。在这部题为《二手阅读》(同样也是展览标题)的2013年新作当中,我们很快就看到一个用炭笔和粉笔勾勒出来的孤单人影按照阅读顺序在书页上从左走到右。接着,对面书页上出现了一颗画出来的树,然后是一片风景,配合人影踱步的节奏慢慢展开。《百科全书》变成了世界之书,翻动书页的则仿佛是这名游荡者的脚步。

“威廉・肯特里奇:二手阅读”,2013,Marian Goodman画廊,纽约。

观众在里面可以辨认出肯特里奇本人的身影,穿着他招牌式的黑裤子加白衬衫,像美洲豹一样在他约翰内斯堡的工作室现场来回踱步。借用肯特里奇最爱的说法,“工作室里发生了什么”?答案如下:艺术家在其自身主题的森林里游荡。他画的东西(球体、咖啡机、打字机、扩音器),做的记号(用炭笔或墨水),写的短语(即兴发挥;面对书页,取中间地带;你翻开哪页,便是哪页)聚集在他周围,就像构成这次展览的“工作室使用”百科全书。

录像用Neo Muyana创作并演唱的挽歌填补自身的沉默,同时面对历史与死亡的地平线勾勒出艺术家孤独身影的轮廓。录像结尾部分,肯特里奇来回走动的身影化作一团炭笔污渍,从污渍中又慢慢显现出一具黑人的尸体。用深红色钢笔画出来的斑斑血迹跟在肯特里奇作品经常出现的红色线条彼此呼应。接着,尸体逐渐变形为南非风景。“草丛下的屠杀”几个字从屏幕上一闪而过,令人回想起1960年沙佩维尔(Sharpeville)和2012年马里卡纳(Marikana)发生的惨剧。尸体玷污了风景的纯洁,其留下的炭笔轮廓线始终未能完全消去。透过旧书、哀歌、过时用品和翻动的书页,我们看到了一个二手的世界。

在该录像里,和艺术家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身穿白衣、胸前绣着十字的黑人妇女(舞蹈家/编舞家Masilo)。她时而出现在单面书页上,时而身外分身化为两人。她优雅地向我们打着某种旗语——肯特里奇作品曾多次使用的主题(比如《睡在草地上》,1999)。她的动作充满暗示意味,却没有明确指向:某个非常要紧的消息,却放错了地方,搞错了时间。录像结尾,她手中的旗帜融入大片旗阵,它们像树叶一样在风中飘舞翻飞——仿佛示意着展示中的书页。正如《拒绝时间》里所描绘的宇宙一样,一切事物都散落到无限之中,但什么也不会遗失。

在“二手阅读”第一间展厅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十一棵巨大的树木。用墨汁画在字典纸上的这些大画挂满了三面墙,形成一片南非特有的纸上森林公园。肯特里奇按照自己的身长确定画面大小,仿佛这些树木都是艺术家动用自己全身绘制的,更让人觉得它们和希罗尼穆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著名的“树人”一样,是艺术家的某种奇特的自画像。

这些拼接而成的大画都是肯特里奇一页一页画出来的。他先在照片上画好格子,再把每一个格的内容大致复写到字典纸上:树干树枝的弯曲盘旋、前景里的草地和灌木丛、一望无垠的原野以及繁复茂盛的树叶。拼接的工作更加精细准确。期间艺术家不断改变、重叠、撕开、添加书页,因为他知道,在树木这样复杂的事物面前,艺术家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召唤,而不是拷贝。肯特里奇也使用短语,其中很多是他之前作品用过的。旧书被拆开、散放,装订顺序被打乱,书页上被画上记号--就这样,二手书回到了它们本来的样子——被打成纸浆的树林——但此处的树已经变成一本新的书,树叶化作词语。这一意象由来已久。在古希腊,女预言家把预言写在树叶上,并将树叶堆在自己洞穴入口。风吹过,树叶飘散,命运也随风传开。但丁在《神曲》末尾重新描述了这一意象:“四散于全宇宙的树叶,由仁爱装订成一本完整的书卷。”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最后的场景也是一棵树(代表这本书)向最后一片树叶告别。

展厅里,被纸上树林围在中间的是由肯特里奇与Janus Fouché,Christoff Wolmarans,Chris-Waldo de Wet,Gavan Eckhart以及Muyanga合作完成的一系列动态雕塑。这些机器每一台都是奇迹:作为群体合作的产物,它们为翻页动画脆弱的连贯性,为合成的树木,为艺术家的创作本身提供了模型,在这里,个人元素构成了一项公共声明。转动把手便能从扩音器听到音乐的缝纫机,以及按切分节奏演奏进行曲的《无题(打鼓机)》(2012)都为展览增添了一分节日感,好像此处发挥作用的想象力并非来自某位艺术家,而是来自某种人民。

肯特里奇说他的树画源自童年记忆。1958-61年间,他的父亲悉尼・肯特里奇爵士(Sir Sydney Kentridge)曾担任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辩护律师。只有四岁大的肯特里奇听到父亲提及“叛国罪审判”(treason trial)时,以为他是在说“树木和瓷砖”(trees and tiles,两者英文发音相近),脑子里立刻把花园里的树跟家里的瓷砖桌面联系到一起。也许出于巧合——或无意识,肯特里奇现在选择了以砖面的形式刻画树木。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同时也将树推上了审判台。分辨善恶的知识之树,无论是树本身,还是由它们组成的森林都不是纯洁无瑕的。其中一张画里还能看到这样的句子:树林里的弹片。和“叛国罪审判”一样,此处的隐晦只是前后语境上的。该词句来自德国林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炸弹爆炸后留下大量弹片嵌在树里,时至今日,砍伐老树时都需要特别小心。

“可是有一棵树,许多树中的一棵,/还有我曾熟悉的田野一处,/都在诉说着某种已经逝去的东西”:华兹华斯的这几段不朽诗句既让当代读者感动,也让他们尴尬,谁也说不清为什么。艺术只能显示个人经验的形式,而无法传达其内容。私人的、独特的、现在“已经逝去的”……面对这棵独一无二的树,最初的感觉无论是什么,现在也只能隔着不可逾越的距离远远窥见。肯特里奇的艺术中最难得的一点是,不管你翻开的是哪一页,他都在那里,他的作品永远都不会是纯个人的。艺术家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各种媒介之间,在跟其他创作者合作的同时不断调整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意象,每次新的挑战都给他带来成长。肯特里奇接下来的项目之一是为舒伯特《冬之旅》创作影片布景。这位艺术家-游荡者将如何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充满期待;比如,他将如何让曲中的椴树动起来,我们知道,树干上刻着爱的字眼,而树叶间摇曳作响的永远是“死亡”。

约瑟夫・里奥・科勒(Joseph Leo Koerner)现在是哈佛大学建筑与艺术史专业的Victor S. Thomas教授;玛格丽特・考斯特・科勒(Margaret Koster Koerner)是一名独立艺术史学家。

译/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