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 PRINT 2017年3月

书籍

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的《图像之前》

道格拉斯·克林普在他钱伯斯大街的loft公寓里,纽约,1975年左右.

《图像之前》,道格拉斯·克林普,纽约:Dancing Foxes Pres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308页。

故事的开头就像一本经典的成长小说,起点在那座无所不能的岛屿城市:时间是1967年,一位年轻作家从爱达荷州一个名叫科达伦的美丽小镇逃到曼哈顿寻找自我。十年后,他交上了自己的答卷:这份答卷叫做“图像”(Pictures),它的出现改变了艺术及其话语的发展轨迹。

道格拉斯·克林普的新书《图像之前》之所以如此出众,不仅仅是因为其主题——这位艺术史学家/艾滋活动家在完成1977年艺术家空间(Artists Space)那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览以及对其历史化起到关键作用的同名批评文章之前的早年经历。也不仅仅在于约翰·阿什伯里(John Ashbery)派对上的那些浪漫邂逅,与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埃斯沃兹·凯利(Ellsworth Kelly)、查尔斯·詹姆斯(Charles James)以及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影响深远的会面;或者之前精确明晰的形式分析写作带来的震颤如何催生了二十世纪后期艺术批评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对现代主义艺术及戏剧性的寓言中存在某种断裂的承认,克林普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这本书的出众之处在于,故事的讲述方式。

《图像之前》是一个奇特而闪亮的混合体:半是回忆录,半是理论,从一个段落到下一个段落,叙述常常从逸闻趣事穿梭盘旋到理论论证,再转回来,这场优雅的文字华尔兹无一处多余,有时诱使你认为它“只是”一本自传而已。但书中的写作也是对严肃思想与其“装饰物”之间纠缠关系的体现——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令克林普着迷,也促使他成长为我们眼前这位出色的主人公。

上述生动的混合状态在书的前言部分就已经显露,题目“前厅,后厅”描述了六十年代末的餐厅/俱乐部“麦克斯的堪萨斯城”(Max’s Kansas City)具有生产性的建筑构造。前厅是严肃的(大部分是直的)艺术家;后厅是行动笨拙的酷儿们,倒在安非他命和丹·弗莱文(Dan Flavin)作品摇曳的红光下。克林普更喜欢后厅,但你得穿过前厅才能到那儿。两个房间,两个世界之间的协商——克林普通过对自己城市漫步经验持续、平淡的描述明确勾勒出了这种有拿有给的关系中蕴含的身体性——以及作者在两个世界里寻得快乐(哪怕还不能说是平静)的能力构成了本书最核心的冲突与最鲜活的主题。

克林普想做一名严肃的批评家。但他也热衷乱搞。从石墙暴动(1969)到艾滋危机爆发(1981-),短暂得过于残酷的同性恋解放运动需要新的发明,需要新的结合方式,需要性实验。在跟他们有重叠或邻近的地方,富有反叛精神的艺术家们正在占领曼哈顿去工业化的下城区,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城区面貌。克林普同时被两个世界吸引,但无法在两者之间找到兼容。他老跟“错的”那类人约会。他花了太多时间在码头游荡,寻找性伴侣。他搬到更远的下城,以逃避这夜暮时分的诱惑,但没有成功:最后不过变成了需要从酒吧走更长的路回家而已。书中众多的反讽里有一段讲的是,克林普在布鲁克林皇冠高地的帝国旱冰场摔坏了胯骨,不得不留在家里静养,这反倒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和无聊——来完成1979年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那篇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第二版“图像”文章。

阅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把这一切都想通了,什么时候会在工作与床之间做个选择,直到我意识到,克林普对性和批评的矛盾态度——他没有能力在自己与酷儿城市性的联系跟异性恋的“严肃性”之间达成和解——往往构成了他作品中深刻力量的核心。这一点也许在全书九个章节文章里我最喜欢的一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迪斯斯-科(一个片段)”(Disss-co [A Fragment])以克林普最近对一个半途而废的同性恋迪斯科项目的发现开场,中间夹杂着一些他前“图像”阶段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早年笔记:

(到早上5:30),音乐总是不错,舞池里地方很多,只剩一些骨灰级的迪斯科儿(discoers)还在里面。但最好的一点是,你的身体已经不再抗拒,变得势不可挡。这也是迪斯科可以与其他体验做类比的一个地方。就像长跑或游泳时,过了一个极限点,你就不再感到疲惫和痛苦,甚至不会想要停下来,只感觉这样的状态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你在里面感到非常舒服。这是种纯粹的喜悦。什么都不重要了,只有迪斯科;性啊,食物啊,睡眠啊,都比不上迪斯科。

这是派对女孩儿们的地盘。迪斯科让写作变得不可能。然而:严肃的批评家——包括如同那个实为后缀的前缀“后”(post)所概括的,艺术家对旧有媒介及表现手法的不忠和快乐叛离——与骨灰级别的迪斯科儿,两者难道不是不可分割的吗?我被“迪斯斯-科”吸引,不仅仅因为里面可以看到克林普毫无滞碍的思想中每一次灵光一现的瞬间,更因为其中颤动着一种描述自身所处的时代的紧迫性,正是这种紧迫性让诸如《忧郁与道德主义》(Melancholia and Moralism,2002)和《艾滋人口学》(AIDS Demo Graphics,1990)等著作的核心论述跃然纸上。书中的克林普有一天可能会把我们带到这个擦拭不掉的启示面前:“只有我们的性乱状态可以拯救我们。”那是“图像”之后的第十个年头;现在是第三十个年头。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性乱状态可以拯救我们。我只是在想:留给这种状态的余地够不够?

大卫·维拉斯科(David Velasco)是artforum.com,以及即将出版的《萨拉·迈克尔逊(Sarah Michelson)》(现代艺术博物馆,2017)的编辑。

译/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