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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称霸:资本、主权及政治

今天,金钱统领着世界——如字面上所示,也如约瑟夫·沃格(Joseph Vogl)在他即将发表的新书《金融的称霸》中所言。《艺术论坛》独家收录书中的一段,其中,这位媒体理论家展示了市场是如何超越国家。金融业——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金融化进程、债务以及投机买卖——如今正全面占据了国家治理、社会关系以及日常经验。作为回应,沃格建议: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抵御金融王国对于现代权力和公共生活那不受控制的影响。

美国铸刻和印钞局(Bureau of Engraving and Printing)的工人,华盛顿特区,1929年6月26日. 图片: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今天的金融王国,全新的社会控制形式结合了一种对福利国家共识的抛弃心理,这种心理缓和着战后资本主义。自上世纪中期起人们就有所讨论,关于如何将市场法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定成可以与社会再生产和平共处的样态。这些人认为,市场法则不仅仅可以被运用在市场现象上,它的目标更应该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组织社会主体的经济”。社会生产力最优化的原则是建立在一种更大的、意欲融入到经济关系之构造当中的需要之上;总的来说,他们想要建立一种政府形式,在其中,经济关系决定了社会进程。这不仅意味着对于体制的改组:设计一套公理,它形式上的——也就是说,法律和体制上的——结构能够保证社会秩序根据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来自我建构,以创造出资本主义生存的可能性空间[1]。这还意味着:对市场关系的阐释变得更加广泛,因此这些关系可以延伸到各种交易和互动中,换句话说,延伸到整个“人类活动”,延伸到一种普世行为学。

金融-经济王国通过将企业模型普世化来将自己变成了一种全面社会事实(fait social total)。通过动员其中的成员,经济治理使竞争渗透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市场竞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零星分布的、本地的,而是永久的,以此来迎合一种期待,即新的市场的繁荣,加上其激励机制,可以协调复杂的个体行为。这就意味着,经济个体的行为不仅仅是作为交易的能动者(agents of trade)、作为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同时也作为一家家有着相应动机、活动和结构的公司。家庭被定义为“生产单位或小型农场”,个体就是微型企业。当米歇尔·福柯提到社会中企业文化在形式上、形式化过程中,以及教育性的力量(formative, formalizing, and informative power)时,他不是指行为模式在总体上向着市场的需求扭转,而是市场激活了它在个体的实践、动机、项目、目标和决策中的痕迹。我们的每日生活正在经历着经济化转变,社会肌理中渗透着企业结构[2]。企业的形式同时具有两种功用:作为将生活转化为价值的机构,以及作为对社会关系进行管控和调整的模范。

由此被激活的“人类”资本,或者“社会”资本,则被纳入了金融市场的利润生产过程中。社会安保系统的私有化不仅仅使劳工的薪酬更加不规律了,而且还引入了一种对于贫穷和失业的压迫式管理,甚至驱散了福利社会包袱,使风险落在个人上,还导致人们的生活依附于金融周期。收入和养老金被重新分配;由财政来决定的医疗和退休保险把挣工资的人转化为金融市场的玩家。一种政府力量出现了,它将福利与养老金、储蓄与医保、健康与职业发展,都与金融系统的风险绑定在一起。如果经济政府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将个体和人口转化为财富生产资源的措施和程序,那么,金融化进程就是在利用和价值的国度中对生命进行重新分配。对一个人生命的操作,对个体与世界之关系的操作,都成为了投资,个人为此紧紧地依附于市场的波动。自从新千年以来,金融-经济的融入就已经被当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乌托邦而引介:

我们需要将金融民主化,将华尔街客户可以享受到的优势与沃尔玛顾客们一同分享。我们需要将金融从主要的金融中心向外延伸。我们需要将金融从物质资本延伸到人力资本,覆盖我们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风险。幸运的是,财务管理的运作原则如今可以被扩大以囊括整个社会。如果我们社会想要繁荣昌盛的话,我们每个人必须拥抱金融——以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方式。[3]

这种所谓的金融世界“民主化”,也就是将人口限制于金融资本的生产中,也已由债务经济的精化处理所实现。多亏了消费信贷、信用卡体系、教育花销以及房屋抵押,私人经济签约债务的机会激增,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真实的工薪日益消沉或停滞,而对繁荣的期待则由全副武装的信用产品来实现。在1990年与2006年之间,美国家庭的平均偿债率(average debt servicing)从收入中的11%升至14%;占了GDP百分之七十九的房贷是一个主要因素。这种情况得以实现,是因为出现了所谓的“再抵押”(remortgaging),它允许人们重新协商房屋抵押,根据房产的升值来签下更多债务(通过债权衍生品或者资产担保证券来重新交易)[4]。债务市场的扩张是金融业剧增的功臣。

与金融资本和最后债权人(creditor of last resort)相关联的,是举债人亲身经历的一种“证券化”的存在,她在有限的一生中为金融市场的意外和突变承担后果。系统性的风险正在向下转移。2009年,成千上万无力偿还的房屋业主被没收了抵押(偶尔甚至收到逮捕令),这几乎成为了美国的日常,也成为了历史上“原始资本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s)”的一页新篇。举债人所面临的经济现实代表了这个体系中最基本的财务资源,没有什么比该情况更好地诠释了瓦尔特·本雅明笔下资本主义的“亏欠狂热”(verschuldender Kultus)。当代政治挪用了这种狂热的特点,打着财政告急的旗号,从它的民众那里讨要“奉献”[5]。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体系经历了改组,与之相随的,是大量人口通过如此的社会传播机制被囊括在金融风险周期内。社会领域的“金融化”过程使得市场关系更加多样化、企业文化更加普世化,人力资本被创造出来,整体人类关系变得经济化。个体和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都在为金融-经济价值生产提供养料,这个日益聚集的王国的功效,体现在诸种依存关系、义务以及限制中,这些都通过投机资本(speculative capital)的流通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团结着社会和经济再生产、管控着社会主体的生命[6]。这标志着一种捕获机制的运作,金融王国通过对风险和债务进行管理,来遍布人类的生命世界[7]。

纽约证券交易所,2008. 图片:Paolo Pellegrin/Magnum Photos.

如果说主权权力那具有魔力、甚至神力的特点曾经与国家财政相连,财政同时也与信用的金融特点相连,那么,对于主权统治的认可暗示了对于原始债务的接受。这种无法根除的债务中所具有的差异很明显,它和“信用/credit”的词源学也一致:印欧语系词根“kred”跨越了宗教-经济语义学中信任和请求、可信度和作为债主的地位[8]。财政事务和对金钱和货币的垄断进入了晦秘的主权统治领域,这其中不乏脆弱与紧张感,君主只有通过他作为举世债主的地位来自我正名。在他的自主权中,他是他民众的债主;他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因此他是至高无上的。

虽然关于主权的权威教义是否真正存在于十六世纪以降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一些有说服力的怀疑声音,从博丹(Jean Bodin)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然而还是金融,演示了主权这个理论上前后一致的概念的腐蚀。公共借贷和私人信用的周期在现代早期就已经被视作为是至高无上的主权力量中破坏性的例外(ruinous exception to the exceptionality of sovereign power)[9]。正是对“君主就是那个决定例外状态的人”这一概念的坚守,加上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才使得主权国家的几个经典人物显得过时,也使得政治形式、国家地位,以及清晰的界限都变得莫须有;这,便使一个全新的“中立和去政治化的时代”的宣告看起来有理有据[10]。因此让人并不感到惊讶的是,当代的金融王国再一次关系到观念轴心之断裂,因此使对政治情况的分析更加复杂。从这个角度来看,主权疆域的国家和民族只不过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段;世界的现状如今可以如此理解:一种“崩裂的”、“去中心的”、“无家可归的”、“分布广泛的”、“杂交的”、“企业的”、“皇家的”主权,或者更简单地说:一中“全新的”主权形式[11]。

然而,这样的思考其实也暗示了:先前的主权权力并没有简单地被削弱或者消除,而是在形式、连贯性,以及所在的位置上被更替了。这些思量持一种新的、有关政治性的观念,它颠覆了政治与经济、主权和政府之间的二元对立。现代金融的崛起,伴随着一种永久的例外状态,将事情带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比如说,货币生产的私有化,以及对流动资产和货币的垄断,都增加了金融市场和国际机构的权力。这些不仅仅包括跨国执行网络,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条约和组织,更包括那些形成了一套金融-经济体系表征的全球企业,这种表征的搭建正是为了扮演平行政府的角色,或者说另辟一条与主流主权及传统政治表征体系相对照的旁径。这些企业定义了目前这个经济治理的时代。

根据最近的系统理论和量化分析,大约有1300家企业统领着80%的全球经济。在2007年,其中的147家(其中133家属于金融和房产业)控制着全世界范围内40%跨国企业的利润,而37家企业(包括巴克莱银行、法国安盛、摩根大通、瑞银集团、德意志银行以及瑞士信贷集团)控制着其中的35%。在这里,我们不仅仅看到金融资本的集中,这种集中限制了竞争,并累加了结构性风险(雷曼兄弟原本也位于这些企业中最核心的圈子内)。除此之外,这些企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互相之间,渐增地拥有彼此大部分股权”,因此产生了“一张复杂的所有权关系网络”,其中包括了子公司链条、股份,以及对投资的投资。这些关系紧密并且高度自控的企业集团,构成了一种经济“超级体”,里面集中了网络控制和金融-经济政策制定权[12]。

这种政策制定权的累积,其政治维度目前还无法预测,但至少暗示了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笔下“不在场所有权的主权权利(sovereign rights of absentee ownership)”的上升。这个概念包括以下几方面:从利益相关人经济到股权持有人经济的变迁、对贫穷的动员及所有者的脱责、所有权从生产的艰辛中分离、收租者的崛起,以及股东利益对工业制造的“破坏”。从最初起,现代金融业就拥有一种动力,凭借这种动力,金融资本——从它的扩张阶段到“过度累积”阶段——将自己从贸易和生产的物质抗力中解脱出来了,这导致了累积中心的迁移(比如从北意大利移至荷兰,或从英国移至美国)[13]。当代金融产业通过投资资本、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私募等形式的扩张来驱动前进,如此一来,自然人和法人、个体以及企业联盟都在对利润的期许中被团结起来了,这些利润来自于随机的股权,以及对于随机地点随机企业的投资。一种全球金融-经济体系表征正在浮现,它集中了不在场所有者的选举势力,以及少数具有影响力的公司中的国际金融群众(international-finance public)。比如说,金融服务公司黑石集团(BlackRock)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它从私人和机构投资人那里收集资本,总共掌控着约3.3万亿美元,也就是美国国家货币储备中财产的50倍。因为它每周有价值2亿美元的风险可能性,它主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将这些财产和投资进行重新分配[14]。像黑石这样的公司正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中不在场所有者的典型化身。

如果跨国公司与现代国家同时发展,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主权权利,那么,金融业就代表了这种共同进化的最新阶段。从国家赋予早期现代贸易公司的特权和自由,到国际调控结构对于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种种豁免,我们可以追溯资本和主权权威之间的一种历史的、本体论的联系[15]。一种全新的地缘经济秩序正在逐渐覆盖过时的地缘政治秩序,后者由强有力的疆域国家和民族统治;日益增大的从疆土和国家中脱离出的独立性,以及能够创造金钱、法律和税务流动性的能力,甚至金融资本的流动,这些都造就了一种全新的“宇宙公民”、“超级公民”以及其表征[16]。一方面,金融对于独立的需求通过财产所有者向收租人的循环性转移而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调控性资本主义的权威和能动性——加上金融市场、跨国组织、国内经济,以及国家机构的协力——都保证了金融群众的决策力量得以转化成为大部分人的生命世界,这些人通过国家被绑定,分布在地球上的不同疆域。只有将这种解放和统治的双重并矛盾的动向充分考虑进去了,才能谈谈金融市场的“生成-主权”(becoming-sovereign),以及这些市场“作为主权调控者的角色”,领地权力的最新变体出现了[17]。投资和金融资本,也就是全球范围内投资者社群的表征,如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集体资本主义者的身体政治。这种政治由各种金融化进程生成,也由金融-经济生态的解放以及生态对于政治和社会系统的调控依赖所生成。在这其中形成的,是全新形象的普世债权人,如今作为投资者们的法人(persona ficta),自我任命为他们的“大人”(makros anthropos)。而利维坦那最高统治者的形象也已更改了其状态,成为流动的了。

金融王国中最高统治能力(sovereign Competencies)的部分私有化已经造成了主权储备(reserves of sovereignty)的重新分配。如果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在个人经纪利益和主权国家之间充当协调员,那么,经纪和国家、主权与社会、主权超验性和社会内在性之间那分类学的、亦或是辩证的对立关系,如今不复存在了。金融化进程将主权权威那静止的、理想化的属性转化为动态的公理,来使得现有的权力关系——无论是财富的机构还是分布——得以自己制定规则[18]。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统治和政府之间、主权与“治理”之间、例外形式和合法性之间的断裂,都转化为单一方面的内在性。主权能力在政府运作和社会控制机制中使自己永存,实现了两极分化的政治经济机器。这就影响到了政府在金融王国中的干预行为的本体论。资本的政治维度是具有主权性的,因为在其中,价值的生产被直接转化为权力的使用,不对称地将金融群众的议程与社会各界及国内人口连为一体。

另一方面,主权那古老的定义——落成法律条例的、被授权在某一特定疆域上行使的决策力量——被拓宽了。现在它可以指涉通过购买流动资产而获得的临时性资源,以及信用周期的释放、融资链条,以及层层叠叠瀑布般的风险。金融经济权力的方针是:将未来的财富转化为今天的利润,也即对不可预测的未来进行资本化。过去一个世纪的金融王国不仅仅导致了巨大的资本在少数人手中聚集,并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寡头政治,通过表面上民主的方式实行激进的财富防卫政策。随着对未来持续地担保和征用,市场自身已然成为了一位“债权人-神(creditor-deity)”,它在最后一轮(last resort)决定着货币、国家经济、社会体系、公共设施以及私人储蓄的命运走向。

如果金融市场的特点就是那些感觉受到其风险影响的人在其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决定权,如果风险与危险的不同只是在于前者可以被归因为受害者自己的行为或缺乏行为所致,那么,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完全依赖市场,决定不了任何事,金融系统已经将风险转化为清晰在场的危险。如果在金融资本中,资本的特点变得更加普世,变成了一股统一的决定社会重大进程的力量,那么,在大部分现代情况下,随之而复原的,就是那些古老的君主人物所带来的例外性和危险。这就是金融王国的主权效应:它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半民主的(parademocratic)、例外的力量。它通过债务和亏欠来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它使社会和政治结构适应金融经济风险。最后,它将一种“背信弃义的未来”(Keynes语)的诸种势力和不确定性作为回报,还给我们的社会。

主权者就是那个可以将其自身之风险化为他人之危险的人,他将自己定位为最后债权人。

约瑟夫·沃格是柏林洪堡大学现代德国文学、媒体和文化研究系的教授,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客座教授。

约瑟夫·沃格的《金融的称霸》已由Simon Garnett翻译成英语,在Polity(politybooks.com)上有售。

注释:
1. Alexander Rüstow, “Compte-rendu des séances du colloque Walter Lippmann” (August 26–30, 1938), in Travaux du Centre International d’études pour la rénovation du libéralisme, vol. 1 (Paris: Librarie de Médicis, 1939), 83, cited in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Basingstoke, UK: Picador, 2010), 242n5;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2; see also Joseph Vogl, Das Gespenst des Kapitals (Zurich: Diaphanes, 2010), 133–40.

2.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333; cf. 208, 210–11, 246, 312. See also Joshua Barkan, Corporate Sovereignty: Law and Government Under Capit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12.

3. Robert J. Shiller, The New Financial Order: Risk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

4. 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0), 18; Christian Marazzi, Verbranntes Geld (Zurich: Diaphanes, 2011), 34–43.

5. According to Mario Monti before his appointment as prime minister in 2011; cited in Jean-Pierre Dupuy, L’avenir de l’économie: Sortir de l’économystification (Paris: Flammarion, 2012), 11.

6. Max Haiven, “Financial Totalitarianism: The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ule of Speculative Capital,” Truthout, June 12, 2013, truth-out.org/news/item/16911-financialtotalitarianism-the-economic-political-social-and-cultural-rule-of-speculative-capital; Stefano Lucarelli, “Financialization as Biopower,” in Crisis in the Global Economy: Financial Markets, Social Struggles, and New Political Scenarios, ed. Andrea Fumagalli and Sandro Mezzadra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7), 119–38. On “indebted persons” in the financial regime, see Maurizio Lazzarato, Die Fabrik des verschuldeten Menschen: Ein Essay über das neoliberale Leben (Berlin: b-books, 2012); Walter Benjamin, “Capitalism as Religion,”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ed. Marcus Paul Bullock et al. (London: Belknap, 1996–2003), 288–91; also the articles of Marcel Hénaff, Elena Esposito, Birger P. Priddat, Christina von Braun, Jochen Hörisch, Roberto Esposito, and Martin Treml in Bonds: Schuld, Schulden und andere Verbindlichkeiten, ed. Thomas Macho (Munich: Wilhelm Fink, 2014).

7.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424–75.

8. Émile Benveniste, Le vocabulaire des institutions indo-européennes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93), 135–41; Bruno Théret, L’état, la finance et le social (Paris: Éditions Le Découverte, 1995), 571–75.

9. Jean Bodi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vol. 6, ed. M. J. Too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44, 88–92.

10. Carl 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1), 80–96;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trans. George Schwa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5.

11. Jessica Mat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7, 50–66;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Government Networks and the Disaggregated St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66–71; Saskia Sassen,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31; Ernst Forsthoff, Der Staat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Munich: Beck, 1971), 14; Barkan, Corporate Sovereignty;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5–216; Abram Chayes and Antonia Handler Chayes, The New Sovereignty: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 Stefania Vitali, James B. Glattfelder, and Stefano Battiston, “The Network of Global Corporate Control,” PLOS ONE 6, no. 10 (October 2011), 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25995; Daniel Baumann and Jakob Schwandt, “147 Unternehmen kontrollieren die Welt,” Frankfurter Rundschau, October 24, 2011, fr.de/wirtschaft/maechtige-konzerne-147-unternehmen-kontrollieren-die-welt-a-906561.

13. Thorstein Veblen, Absente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s (New York: Viking, 1938), 3; 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 Capital as Power: A 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9), 321–25; see also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2010), 225–26, 232–44.

14. David Rothkopf, Power, Inc.: The Epic Rivalry Between Big Business and Government—and the Reckoning That Lies Ahea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311, 323–24.

15. Barkan, Corporate Sovereignty, 12.

16.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51; Rothkopf, Power, Inc., 309–15;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Oxford: Blackwell, 1996), 470–76.

17. Walter Opello and Stephen Rosow, The Nation-State and Global Order: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4), cited in Rothkopf, Power, Inc., 313.

18.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460–73; see also Hardt and Negri, Empire, 332–58.

译/ 张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