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正式开幕。这场展览由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以及其余近二十位策展人和顾问组成的团队策划。我们在现场邀请参展艺术家选择在展览初期就令他们感到印象深刻的其他艺术家。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于2017年6月10日至9月17日面向公众开放；雅典部分的展览展期为2017年4月8日至7月16日。

希腊在西方世界的想象中同时作为现实和神话而存在，它既是一个现代国家，又被西方“公然”纳入其历史声明之中。在经历了2009年以来的债务危机，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大量的难民涌入与遣返，2015年执政的极左联盟针对欧盟援助方案的公投决策，以及其他如失业、移民、恐怖主义、民粹势力抬头、土耳其谈判入欧等无可回避并关涉欧洲整体的问题之后，本届文献展于希腊的展开似乎顺理成章。在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的带领下，当代艺术转移至雅典这片重要的土地，旨在呼吁世人关注希腊人（Hellenes）的真实生活与处境，揭示出其政治、历史、社会的复杂性，并以此展开针对这个被新自由主义跨国资本殖民的世界的批判性思考。

民族国家的共同想象

自17世纪起，一个多种族的东正教新兴商业阶层逐渐将希腊语用作上流社会的语言，并将受到奥斯曼帝国遏制的西欧政治秩序和经济模式视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保障。在随后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希腊世俗主义民族解放者随即成为了西方思想的拥趸。因此，19世纪初希腊革命在当时东方主义成见盛行的西方社会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西方）文明对抗被视为野蛮他者（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

由此不难联想到，（种族及民粹主义的）前纳粹艺术经纪人希尔布朗特·古尔利特（Hildebrand Gurlitt）所收藏的保罗·克利的作品《希腊人和两个野蛮人》（Greek and two

从2017年4月起，《艺术论坛》中文网和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合作，结合大型群展“例外状态：中国境况与艺术考察2017”，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探讨与目前中国境况以及当代艺术发展紧密联系的重要话题。第一场活动特别邀请了两组嘉宾，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从不同角度探讨“性别”这一共同议题。本文为第一组嘉宾讨论实录的节选，参与者包括：批评家鲍栋、作家舒可文，艺术家关小和陶辉，核心论点为：差异的平等与差异的自由。

鲍栋：我们这一组的话题是“差异的平等和差异的自由”，当然这个话题是从女权主义或者叫女性主义来的。当女性成为主义的时候，背后就有了一个话语所预设的前提，就是关于平等，关于公正，或者说关于权利这样典型的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观念。为什么女性能够成为主义呢？或者说，当我们把主义这样一种价值诉求建立在一个自然属性之上，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女性主义最早翻译成女权主义，它强调的是女性权利这个层面，诉求是女性可以参加选举，女性的平等权利，但是首先要求的是女性要纳税，就是我要先纳税，纳税了我就有女权了。除了权益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社会义务，包括参军，参加体育比赛等一系列的东西。这是一个阶段。

到了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在美国发生了一个变化，比如从女权变成了女性，因为那个阶段大家强调的是各种不同身份，不光是文化、种族、宗教、民族，还包括性别，包括性别少数群体。这是差异的平等，也就是多元的差异。这时候就

长久以来，“潇湘”作为山水绘画的重要母题，滥觞于整个东亚艺术的谱系，尤其在“南画”兴起后的日本，“潇湘八景”及其主题的变化，成为江户时代盛期的精神写照。在“郝量：潇湘八景”的展厅门口，一张珂罗版的日本藏南宋牧溪《潇湘图》暗示着这种谱系的发生与转移。在日本，风景因为寻常而变成一种可透视的存在，按照现代学者柄谷行人的理解，风景是能够被发现但是却又“不可见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二战前后，处于精神焦灼中的日本，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强调“物”的存在状态，所引发的“物派”思潮将目光再次聚焦于“潇湘”母题，内藤湖南在《日本的风景观》中从“潇湘八景”的流变过程，探讨不断突破程式又一再堕落庸俗的风景观与自然观，试图揭示一种“平淡”或现代性的东方民族趣味：“要创造一个机会，让人们从寻常可见的风景、而不是登山家（影像奇观）所认为的充满刺激的风景中去寻找和发现诗情画意。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够引导艺术家获得富有个性的认识方法，那么也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可以发现富有时代感的认识方法……”（内藤湖南，《日本的风景观》）在他看来，现时代神圣性的展开，不是把某种对风景的视觉理解框定在陈规或猎奇的模式中，而是逐渐发展成富有各种变化的观点去认识风景，和人在风景中的世界观。在“潇湘八景”的展厅里，郝量与牧溪的笔墨交汇，承前启后地契合着这样的时代转变，而内藤湖南启蒙式的理解，却在郝量的画面中轻盈自然地灌涌而出。

与其开列一份2016年的清单，不如观察一些问题意识在这一年的表现。不如说，我们需要——在今天尤其需要——通过“回顾”去辨认那些打击了我们的事物在这一年的表现、其动态或激化。

“回顾”也是体现某种共同性的时刻吗？当艰难疲惫的一年过去，我们分享观察、见识与观点。但是，我们在分享什么？在这一年打击了我们的事物中，在洪水和雾霾中（以及不属于这一年时间之内却近在咫尺，正在被遗忘的砍杀、爆炸和驱逐），我们能分享这些打击了我们的事物所带来的那种可见性——那种使中国空间在瞬间的撕裂中被看见，继而又关闭了的可见性吗？如果，它不可能被分享，但可能被分担，我们是否可以在一次“回顾”中承认，这种分担是建立在一种并无法聚集每个人，也无法以讨论、以“回顾”为表现的形式——一种在绝望和希望之间明灭不断的瞩望之中？这一年，我们有关于这种瞩望的作品吗？还是它正在生成之中？

如果“回顾”是我们在为困难——分担可见性的困难——寻求一个诚实前提，它可以有不同答案。但并不能立刻说，“回顾”是“共同处境”的提示。“共同”已经是一个濒临被滥用的词汇。虚伪的共同性，是建立在对“分离”的占有的基础上，因为权力已经决定了人与人分离的原因和表现方式。因此，我们需要警惕共同性\回顾会成为一种“最快捷修补”（诗人阿什贝利的题目）。“回顾”可以不再是拢合，不再试图规范这一年中已经彼此分离的事物。在“回顾”中，我们也可以从对那些产生分离的原因的批判，转变成为对共同性的批判。

1、拉夫·达兹，《末日前的一天》，2016，短片，时长16分钟.

去年5月，在第62届德国奥博豪森（Oberhausen）国际短片电影节上，独立电影导演拉夫·达兹破例放映了短片。和他四到九小时的长篇电影不同，这部新作的速度感很快地进入了模糊的地域：诗人在街头背诵着随机挑选的莎士比亚台词，整部电影没有字幕，也似乎没有翻译的必要。虽然背景是2050年的菲律宾，但时间、空间和语言对紊乱的感官并不包容。也许和电影中的速度感一样，在去解读这个会在未来崩塌的现实时，时间和空间感，以及对语言的理解都不再被需要。存在于当下的狂风和洪水在制作漫长的DCP格式投影的超大荧幕上袭击着城市，雨水中的骑行者被黑白镜头带过，环境和颜色从几百位观众席中挤出有关生活体验的迫切感。作品没有带入十分具体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但是在短短的16分钟里，我开始明白导演为何在长篇中不愿与时间妥协：他描述着被当代文化再次推进潮流语境中的诗歌终究也是会被冲走的，诗歌无法帮助电影中的人走出淹没至腰身的洪水。似乎影院中几百位观众共同感受到了“一切都没有价值”，理性无法在当时调动起“集体情感并不能作为任何事件的预设”的道理，但也许集体的迫切感正是需要通过模糊了个体概念的情感乌托邦而生产。电影结束，朋友转过身掩饰不住激动地说“So good”，他旁边的观众转过头微笑地注视着我们。

Lav Diaz, Ang Araw Bago Ang

外交公寓12号， 北京

80年代初，外交公寓曾经是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展示艺术实践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彼时，北京戒备森严的外交公寓需要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友人邀请才可以入内，一旦进入其中，如同“出了国”一样，其特殊的政治属性为艺术家们打开了“自由”展示与交流的通道。同时，这个原本私密的个人空间也被暂时赋予了某种公共性。彼时艺术机制的匮乏，意识形态的制约已成往事。 如今，即便是非外交人士，也可以通过“关系” 租下这样的空间用来居住或是办公。虽然拜访者依然需要出示证件，并获得居住者的允许才可以入内，但这带有浓厚社会主义属性的地标式建筑已经成为一种城市中的文化遗留物。2015年11月， 由策展人冯兮，戢大卫和艺术顾问彭晓阳的主持成立的 “外交公寓12号”将观者重新引向了这个见证建国以来历史、政治、文化变迁的“通道”。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间非营利艺术空间在过去一年中相继邀请了几位曾经与外交公寓共同见证了中国现当代艺术新生期的艺术家们参与展览或活动，包括70年代末工人身份的已故艺术家冯国栋；无名画会艺术家张伟；参与85新潮运动的艺术家王鲁炎和王友身，以及于2009年宣布终止艺术创作的顾德新。无论是从文献的梳理，还是从艺术家自身创作线索如何在这一特殊语境中得以延伸和发挥来看，“外交公寓12号”的出现都无疑为当代艺术生态提供了别样的叙事可能。他们最近的展览甚至尝试还原了艺术家顾德新于90年代曾公开但未实施的艺术项目（原型取自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傅缘华）1994艺术室内设计邀请展”的作品方案），从而引发关于艺术生产的作者权益，在艺术家宣告退出艺术圈后由艺术空间再现的作品是否成立等争议。当被问及空间是否将延续2016年展开的话题

2016年在很多美国民众看来是命运多舛的一年，不仅众多明星学者相继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川普的当选，上演了本世纪美国民主制度最荒唐的一幕，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一个看似颂扬多元文化、种族、价值取向的社会会选出与其彻底背道而驰的总统？从选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白人总统到美国白人民粹主义（white populism）重新浮出水面不过短短8年时间，这是文明的倒退还是历史的玩笑？文化、艺术和知识的位置和职责又在哪里？

《L'Adoration du veau》（1941 – 1942）是Francis Picabia创作生涯晚期的一副绘画。画中描绘的是一个牛面人身的怪兽，在构图的下方有许多竭力向上伸的手臂，企图够及牛面人的脸。于德国纳粹占领时期创作，这个怪兽的形象正象征着希特勒或是纳粹的非人集权，而这些手臂便是代表了当时盲目的拥护者。这幅绘画也是Francis Picabia大型回顾展“Francis Picabia: Our Heads Are Round so Our Thoughts Can Change Direction”在纽约这站的主题海报图像。这个展览由苏黎世美术馆（Kunsthaus

去年年底，飘荡许久的黑桥拆迁传闻终于落为了一个具体期限：2017年2月底。艺术论坛邀请了三位前黑桥居民共同完成这则“北京来信”：面对政策性的搬迁令，黄静远和曾宏分别从微观日常生态和共同立场探寻角度提及了“30分钟内不收费”所喻含的一种短暂的苟且；同时，贺勋通过照片和图释的方式捕捉了节日中萧条的二道八号院——可能是黑桥艺术区最后的样貌。曾宏在文中提醒我们，艺术家只是黑桥所有居民中的八十分之一，少于村民，远远少于同样临时落脚于此的外来务工者。在浩浩荡荡的人口“疏解”及流离失所中，能被听到的、被“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黄静远：

不算遥远的黑桥停车乱收费事件，从一个住在黑桥的普通人的角度来说，历经了这么几个步骤：先是用石头铁丝等等把其他几个通向黑桥的门堵住；再是在仅剩的几个入口派出拦车收费的大妈等一些厉害角色（当时的冲突是明显而常见的：语言的撕扯、肉身的碰撞、以车为盔甲的敌对、以艺术家设计贴纸和录像为方式的奔走相告、以派出所为据点的恐吓）；然而，不知什么时候起，这些可以去冲突的“对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文明的机器关卡：一人一杆，车号自动识别，超过三十分钟开始收费，走的时候还祝你一路顺风。本质虽然没有变：杆的里面是依旧乱烧垃圾的黑桥，杆的外面是乱停车长达一公里多的“公路”；但是冲突的几率变了: 你不可能对一个平静地坐在岗亭里面的穿制服的年轻人做出多么粗野的冲撞，你更不可能对那个根据车号自动起落的栏杆进行多么深刻的报复。

1、烛光集会

连续十个周末，累计一千万抗议者聚集在首尔的光华门前。愤怒的韩国公民走上街头，抗议总统朴槿惠的腐败丑闻，即“崔顺实门”事件。自从2002年世界杯期间，狂欢的人群“占领”了市厅广场以来，韩国人民就养成了无论好事儿坏事儿都“上街去”的习惯。随着特别检察组对崔顺实干政的起诉逐步推进，示威者人数与日俱增，并于12月3日达到230万人的顶峰，六天后，总统弹劾案通过。而光华门前的烛光静坐也成为韩国公民表达立场的例行方式。

2、谁的文化部？

种种迹象表示，朴槿惠当局对于反政府艺术作品的审查严苛到让人感觉时代错乱的程度，但这一点从未被证实：2013年，国立现当代艺术博物馆首尔馆开馆展上，来自“民众艺术”（一种韩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作品被撤走；2014年，第十届光州双年展的特别项目单元中，一幅将朴槿惠描绘成稻草人的漫画作品被勒令撤展。当崔顺实对朴槿惠的影响——从整容到三星贿赂案，再到文化体育观光部（MCST）大部分政策——慢慢浮出水面时，一直谣传的“艺术家黑名单”也呼之欲出。虽然文化体育观光部长赵允旋公开否认名单存在，也不承认政府拒绝为“上榜”艺术家提供资金支持，但是已经没人相信她了（2017年1月赵终于承认自己之前没有说实话）。据说被列入黑名单的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导演，以及演员人数高达两万，这就等于艺术界所有具备社会良知的人都被一网打尽了。

3、伪作风波

李禹焕判定之

如果你有机会从未来往回看，也许2016年对于上海来说会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年份。这并不是说这一年出现了类似传真展（1996）或者超市展（1999）一类历史分水岭式的展览，而是关于展览基建这一方面的发展出人意表。

艺术有了基建，意味着艺术作为象征资本流通，有其指定的方向和速度。在上海的案例中，象征资本汇聚的流向很大程度上围绕在收藏家身上。一位策展人在11月的博览会期间聊及此事，提示道：他们通常还是馆长和策展人。这种特别的三位一体身份横跨产业链的几个环节，其逻辑也许有点像是徐震所创立的公司和画廊——你要自己去创造基建链条。它是种供应链，促进事物在上层结构的供给和需求，加速流通。它之于象征资本的积累，是实用论和生产论的。

作为馆长的收藏家，其生产资料是国际的蓝筹股艺术家和策展人。与他们所做的基建相辅相成的是上海的几间年轻画廊：两者共同促进上海的展览在媒体上的可见度（在一些媒体的报道频率上，譬如在艺术论坛中文网的页面里，上海的展评数量在2016年首度比北京来得更多）。上海的艺术基建是场没有主题的策划。几乎每个月都有消息标志着重新配置上海艺术地图的事件：BANK搬家，和胶囊画廊一起，现在安福路周围可热闹了；艾可、没顶以及香格纳也先后在夏秋之间迁到西岸。事件如此密集，毕竟是酝酿了若干年，总算是露出冰山一角。它图的是要在这一年让引力转移，让原先作为“大陆之尽头” （套用鸟头

“再来四年！”

2017年1月10日。奥巴马的总统告别演讲一开场就被一万多名观众的掌声与欢呼声数次淹没。对此，他微笑回应：“你们知道，我不能这么做。”

这是一场台上台下默契上演的心灵鸡汤，让自认开明进步的民主党支持者得以重温美国自华盛顿总统“因美德拒绝王冠”以来民主传统最后的自豪和信心：因特朗普当选而如临大敌的美国人能选择以笑谈来抒发对未来政权的不满，前提在于他们充分相信对（仁慈）专制的呼声不可能一语成谶——这固然是合众国公民难能可贵的特权。可以想象类似场景曾无数次上演，奥巴马标志性的平衡、共情、幽默、政治正确的演讲却早已无法挽回现实的失控和全球化自由主义的颓势。

2016年的英美政治进程似乎表明，当话术成为特定结构和阶层的内部演练场，大众话语的制造和消费者们似乎更加激进的抛弃了语言与所谓“真相”或“意义生产”间的传统契约，成为可以任意篡改、挪用、欺骗的材料——“后真相”、“假新闻”等词汇亦由此而来。特朗普式“推特治国”通过无休止的谎言、厥词和口头侵犯，反证政治范文的疲软无力，语言的无效和无赖被赋予令人恐慌的暴力与合法性。这当然是极富野心的政治策略，以看似反理性的手段撕开从未普世的文明幻象，直接面向意识形态与现实鸿沟间挣扎求生的人们，确认他们的存在及不被描述的经验的真实。此后的一切被看作西方政治文明的劫难，而这一逻辑在艺术实践中却惊人有效：让语言回归实在经验，把个体生命交付给语言行为，强行以极端同一性取代（或遮蔽）其中的多元博弈关系，凸显出某种拒绝价值判断的绝对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