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史建

王澍,《何陋轩,1:1竹节构造点》,2010,700x700x500x54mm.

“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是OCAT上海建馆以来的首个建筑展,作为策展人,史建有意将受到时代挤压后被埋没的作品呈现出来,使其重新得到正视与研究。正是由于至今尚未澄清和纾解的历史和文化积怨,才产生了这般“抽空”的现代性转型时代,他认为这是迫切需要被跨越的界限。展览持续到11月30日。

我界定“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是一个文献展,主要是给专业的人看,现场大量蓝图里的趣味和微妙的变化,只有建筑师才明白。但这也是面对普通公众的,尤其是艺术观众,因为OCAT是一个当代艺术中心,要以相对专业的方式去展览建筑。如果你看过传统的建筑展,你会知道一般的展览有大量KT板,充斥着文字和图片,伴随一些小模型,给观众讲故事,但观众也没有时间看。我不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展示建筑,用的文字非常少,没有展览标签。普通观众可以不了解专业知识,因为现场恶补也来不及。我们一比一搭建了两个建筑局部,告诉大家这个房子实际盖起来就是这个尺度。展示再多的模型,不如现场实际搭建一个场景,更让人容易理解,因为观众是没有空间感的,这不像是买房子看模型,自己去想象空间大小,看模型只能大概能分析,现场的搭建可以告诉大家这所房子大概是什么尺度。现场大量的蓝图可以向观众展示,一个建筑师建造一所房子需要花多少时间和劳动。那个时候也不是用电脑的时代,所有东西都是手绘。通过这些展示,希望观众可以明白这个情境。在另一个意义上,展览的方式同时面对两种观众:专业观众和艺术观众。

冯、王二位的创作方式都是天马行空的,一生也没有见过面,因为意识形态阻隔,在最好的创作阶段都没有机会实践,冯纪忠在文革期间受到很大的迫害。他们两位各自领悟到了现代主义和传统关系。昨天我们在同济的讲座上也探讨,实际上现代主义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纯粹理性主义——完全追求技术,现代主义还有另一面,他是一种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是完全把现代主义推向世界,充分尊重当地文化的一个思潮——在绘画中我们提到高更去太平洋的岛上画画,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有多次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东方旅行。现代主义不是完全强调机器,这里有我们的一个误解。对冯、王二位来说传统也不是历史应该丢弃的,是一直在他们骨髓里的东西,他们很自然拿来和现代主义相融合。我们现在的建筑师已经不再具备这样的能力了,现在用传统是有意识的。在他们的作品里能看到他们的底线,他们会充分的挖掘传统的东西,但不会照搬传统的任何一个细节。王大闳的屋顶不是梁思成的大屋顶,他是一个全新阐释的,王大闳式的中国屋顶,他也不像密斯,因为建筑设计里有大量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很自然得把他们融合在一起,所以你看不到他的建造里有完全中国或者完全西化的东西,而是介于他们之间。

何陋轩竹子的节点是冯纪忠先生跟竹匠交流的结果,一切都是现场决定的,结构是完全创新的,他的做法:刷黑,是在反用西方现代主义的传统,现代主义所有的设计都在强调节点的重要性,节点的宏伟、精巧、创造性。何陋轩的节点是全新创造的,但他刻意让节点消失,屋顶非常黑,他把节点刷成黑色,让竹结构节点看不见,反而强调竹竿的白色,在黑色的背景里透出来,让结构在厚重的屋顶里显得飘逸。这里形成了一个理性的逻辑:让重要的消失,把不重要的支撑凸现出来。冯先生的建造超越了现代传统设计语言符号这些东西。

冯纪忠知道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机会,他说过,何陋轩早十年做不了,因为中国还是文革刚过来,接受不了不伦不类的东西。晚十年也做不了,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绝对不会让他以茅草和竹子去盖一间房子,这显得太贫穷了。在访谈中他反复提到,拿竹轩直接跟西方经典建筑,历史上的巴洛克时期的,现代主义时期的经典建筑做比较。他非常的自信,没有自卑的心态,其实中国不是像意识形态宣传的这样闭关锁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为中国很丰富,有多元性,和四川,甘肃不同,上海在抗日战争之前一直走在日本的前头,比日本的所有的城市都要宏伟。这些建筑师,冯纪忠,王大闳与贝聿铭都是上海出去的,他们骨子里面在文化上都是很开放并且有自信的。

不论相比同时代的,还是所有时代的建筑师,都很少有这样的,台湾的媒体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王大闳肯低半个头,台北的建筑师都没有活干,他不论在政界还是法界都有广泛人脉的。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第一任的财长,在政界或者财界他都能通行无阻,但是他不肯在体制内妥协,不完全用他的方案,他宁可不做,他本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他宁可放弃这个机会,到后半生他去写小说,翻译小说,不再做建筑。冯先生建完何陋轩之后远走美国,在美国待了10多年,回来之后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没有办法再做创作了,他宁可放弃创作的机会也不肯妥协,有中国传统士人的风格。现在的建筑师仍然必须会面对甲方,不同于这些老先生,他们有贵族的心态做支撑,我们现在的建筑师都是平民起家,经过文革以后,我们没有一个是贵族,面对意识形态或者是市场经济的挤压,没有一个强力的支撑,很容易妥协,也因此这个时代很难产生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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