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詹妮弗·泰贝西

左:詹妮弗·泰贝西(Jennifer Tyburczy)的新书《性博物馆:展示的政治和表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封面; 右:芝加哥皮革博物馆.

詹妮弗·泰贝西(Jennifer Tyburczy)在她的《性博物馆:展示的政治和表现》(Sex Museums: The Politics and Performance of Displa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中提出,所有的博物馆有成为性博物馆的潜质——只要参观者找对了角度。泰贝西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女性主义研究的助理教授,也是展览“亵渎:审查的仪式”(Irreverent: A Celebration of Censorship)的策展人,该展览于去年在莱斯利•洛曼同性艺术博物馆(Leslie-Lohman Museum of Gay and Lesbian Art)展出。在这篇文章中,泰贝西谈论了她的研究的源起,以及在性博物馆中开展工作时所遭遇的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

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对我的个人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学术生涯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将背景推至了前台。如果你带着一种酷儿理论的视角走进一个博物馆,你会留意到那些藏在明处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博物馆本身都是性博物馆。你可以创造出一种同空间以及该空间中的物相关的酷儿理论线索。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受到约束的经验模式——我们称之为博物馆——如何超越视觉传递性体验。我们的所有感官都对性开放。

在芝加哥读研究生时,我想要去思考物与空间,以及人如何形成他们的性别身份和性偏好之间的关系。于是我开始思考性博物馆的问题,这让我得以翻阅大量档案并从中发现那些尘封的宝藏,也给了我一个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档案管理人员打交道的机会。我在开始做这个项目之前曾被人问,“你知道我们在罗杰斯公园有个性博物馆吗?”他们说的是芝加哥皮革博物馆(Leather Archives and Museum, LA&M),这个博物馆致力于收藏与受虐、恋物以及皮革文化相关的物品和档案。于是有一天我就去了,一副我平常平淡无奇毫无“变态”之处的样子,并且见到了里克和詹妮弗•斯托勒(Rick and Jennifer Storer)——他们分别是该博物馆的执行总监和运营总监。我跟他们一起工作了六年时间——先是作为志愿者,后来又成了他们的策划总监——让自己埋头于那些不同凡响但刚开始觉得不可思议的物件。起先我并不是特别能理解同性恋皮革文化里那些丰富的编码和象征。而当我渐渐融入皮革博物馆的工作并且观察到构成一个性博物馆的所有因素,这一点开启了这本书的研究工作。在LA&M ,我最终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一种我们称之为“模具”(realia)的特殊材料,而我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未得以保存下来的文化、日常和平凡无奇之物的遗留品。我之所以选择将模具作为研究对象也是因为它是一种关于这个博物馆本身究竟是什么的隐喻——关于大量被遗弃之物的档案,尤其是在1980、1990年代艾滋侵蚀我们的社群之时。

但最大的意外是当我开始关于性博物馆写作时,它们也开始面临关门。我的书的后半部分就是关于这些空间的博物志。当我计划去参观洛杉矶的一家情色博物馆时却发现它在我成行前的几个月就关门了,这点很令人沮丧。这本书部分也是关于这些失败的旅程,而且我并不是在杰克·霍伯斯坦(Jack Halberstam)的《酷儿的失败艺术》(Queer Art of Failure)的意义上来说的。很多的博物馆无法提供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存在于那些档案和展示中的原始的性体验。我讨论的很多博物馆——无论是在纽约、丹麦还是西班牙——对他们的典型观众是谁以及他们能够接受的冲击的底线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而他们无一例外地把这底线设置得过高了。人们总想要更多!作为21世纪的以展示性为宗旨的博物馆,人们对它们的期待让博物馆的管理人员们难以招架。一般来说观众可以注意到博物馆自身是如何预先进行自我审查的。让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其实无需预设观众会被不同的性文化和人群的展示吓跑。博物馆的观众群是聪明睿智的,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乐意接受这种体验。我的书是为观众的情感和性智慧所做的辩护。

译/ 郭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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