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胡昀

胡昀,“轻拿轻放”展览现场,2013.

胡昀个展“轻拿轻放”刚刚结束在艾可画廊的展出,看似清新的展示空间一角,体贴地搭建了一个吧台,在这个地方观者可以松弛地休憩,工作人员对着不同的观众一遍遍地叙述那个混合着原始灵性、童真爱情的故事,犹如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在这个展览上,我试图把不同时空中的历险、探险、旅行的线索混合在一起。我考察的对象包括一些近代史中的传教士、自然学家以及殖民者,某种程度上,他们并非是单纯的旅行者,虽然旅行于他们是有目的性的,但这些旅行和命运本身也紧紧纠缠。在《穿越陕甘———1908-1909克拉克在中国北部考察之旅》中记录了一次西部考察。参加考察队的发起者有美国探险家Robert Sterling Clark、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后者曾担任过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的博物苑馆长,此外随行的还有艺术家、医生、气象学家、翻译、测量员以及多位助理人员。但科考并未按原计划完成。原本一行人的意图是从太原出发,到兰州,西藏,回到四川,绕中国一个大半圈,顺长江而下到上海,最后回到美国。但最终,他们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旅程。

科考队来到兰州郊外的一个村,一名队员的意外遭遇给这次科考标下休止符。海兹拉特,随行中勘测数据的印度籍测量员——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沿海有所了解,内陆对他们而言则是一块未知之地,所以他们在旅行中,每到一处就会收集测量当地的经纬度等基础数据。“刺绣地图”上的红点就是他勘测的基本地理信息数据的浓缩,也是他生命最后的所经之处。他的死亡也颇富意味:那天,海兹拉特一个人出门采集数据,一直没有回来。探险队出门遍寻不着,找到当地县官的回答颇为离奇:他当时在工作,一道闪电过后,那个人消失了。他们继续查访,才得知那天当地人正在求雨,突然看到一个面目黝黑,携带奇怪仪器的人,以为他是巫师,争执中,因语言不通失手将他打死。展览现场的手提皮箱里,斜插的那株干花可以看作是一种祭奠:柴瘦风干的枝条形成了十字架形状,花朵像低垂头颅的耶稣。箱子里还有一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拓片,这是由他们的旅行所引生出的另一则故事。

他们失去一名队友,沮丧,踟蹰,他们没有选择原来的路径而是来到西安。途经碑林时他们购买了一整套2000多张拓片,其中就有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几乎就是对他们旅行的一次遥远投射,一次信仰的旅行:古波斯的阿罗本来到唐朝,拜谒唐太宗,开始传播景教。当时的唐皇不排斥,不宣扬,以一种开敞的状态来接受这个宗教。直到唐武宗时期,颁布灭佛诏令,外来宗教受到排斥,景教也受到压迫。

这样的话,似乎实有必要绕开政治的立场,重新来认识历史上前赴后继前来中国的殖民者、传教士,他们选择了这些奇特的生命旅程,但如果不是一股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动力在助推他们,难以想象在100多年前的外国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究竟要如何生活?或者又要跑去偏远的村庄,连姓名都不知道就死于异乡……我想知道他们的个人追求。

但无论探险队、刺绣地图、皮箱都是理性筛选后的呈现的东西,是一些精炼之物。少即是多。当然,所谓试图精简到最低的呈现其实是永远不可能的——哪怕只画一条线,也有无数套知识体系去解释。但现在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过于依赖具体的经验,艺术家有必要留出叙事、素材的位置,让他者去建立一套自足的叙事。然而你走进博物馆,仍然会发现某些展览,他们给出的标签、位置、方式、角度都特别的确定,如此“确定”,以至于无形当中给你了一种叙事的框限,并把你的经验全部肯定下来——预设你的“看”,令你得到一种证明,似乎到了很多知识的补充。但艺术家的工作不应该只是这样的。所以展览内容看似没有特别强调完整的叙事结构,是因为可以留待可能和敞开性令观者以自述的方式去进行组织。我希望主动地以退为进,没有一个必然的系统可以言之凿凿告诉我“进”在何处。我亦不想要那个进。

进一步扩大来说西方殖民者到来前,我们没有所谓的真正意义上公共的博物馆、美术馆。但反观当下,美术馆无处不在。我们选择空降那些并非由此处落地生根,再到成熟结果的文化机构。西方诞生初期的博物馆是赋予象征性的空间,是一个思考之地,产生平等交流与对话的精神性场所。然而现在的中国,美术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现状?

另外,我延续了与祖父的“合作”。与他的对话一直在时断时续的进行着,今年3月初,根据他的讲述,我第一次“重访”了一段“逃亡之旅”。我身处那片记忆中的竹林,感觉到在漫长时空跨度中,记忆在重访者面前被拉平了。我顺利地进入了他的叙事,并且选择用幻灯机来重新编辑这段旅行,构成了一组我的解读版本。

展览中我还试图通过口述传递一个故事,我没有选择将故事写下来。因为落笔后的故事,总不是我想要的“那一个”。故事一直在“晃动”,模糊不清。它甚至不是由我所造,脱胎的原型太多——看过的书、梦、想象,我始终没有办法,无法抵达,只能选择在口述中让故事自由漂流,五个工作人员听过我的叙述后,会抓取自己感兴趣的细节,记下自己喜欢的那个部分。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尝试:谣传,我们人类的历史很多关键部分都在以这种方式传递,那些珍贵、动情的东西才得以保留;但历史往往也呈现这样的状态:被编辑过太多次,可感知的“人事”被尽可能的抽走,摔打一卷为中性、冷酷的存在。

更多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