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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不可谈吗?

“羞耻不可谈吗?”,2018年9月15日,上海PSA活动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张思锐,魏强,童末,唐霜和黄嘉瀛.

“羞耻”其实是一个我们从小到大都在经历的情绪,因为羞耻感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规训个人的工具。最初我们都无法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常常是通过父母、老师等其他人的责备或者眼光而产生的羞耻感学会了这个社会的法则。在成长过程中这或许是一个健康的学习过程,但是在我们慢慢变成成年人进入社会以后,羞耻感同时也成为了这个社会去制约我们的个人表达和发展的框架。尤其在这个剧烈变化的、不均匀发展的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群体也形成了多种道德框架以及相应不均匀的羞耻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个力量更大或人数更多的群体很容易将自己的羞耻观念投射到另一个更为弱势的群体上,通过挤压道德和羞耻感去为弱势的群体制造一个难以逃脱的困境。近期从美国开始的#MeToo运动其实就是与这样的困境斗争的典型例子:被性骚扰者受到的羞耻感的困扰,无法把他们所遭受的经历公开表达出来,甚至一直活在自己对自己的道德谴责中,但最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更新,在一个时间点找到了一个表达的出口,并获得了更多人的共鸣。

在“有情绪”系列活动的第一场中,我们邀请的对谈嘉宾就是在不同的领域经历或目睹类似困境的人们,他们分享了羞耻在他们与这个社会和不同的群体之间接触的时候起到了何种作用,以及他们如何理解羞耻。人类学者童末梳理了羞耻的概念以及羞耻与中国社会和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艺术家黄嘉瀛则通过她的作品和个人经历谈及如何用创作和社会实践去拧转羞耻;图书编辑魏强谈及了他在进行图书选题和推广活动中接触到的作者和读者讲述的亲身经历,以及产生此类交流的情境;杂志编辑唐霜则分享了她在进行“Shame Talk”专栏组稿过程中获得的读者反馈以及自己对此类内容编辑方法的反思。这些鲜活的实例和思考或多或少触及了如何去表达和谈论羞耻的问题,尤其在童末所描述的“全世界都在趋向于保守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这些例子至少可以看到有更多的沟通渠道被打开,也因此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同时,这些发言也都进一步谈到了理解和谈论类似困境的语言和工具的问题。面对这类复杂并且仍在发展的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在什么样的场合提出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都值得探讨。这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去重新定义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去打开各种各样不均匀的群体之间的通道。

童末:我觉得羞耻这个情感或者情绪很难被看作一个个人性的情绪反应,它上面有很多现代社会之前、也就是前现代的遗存。它是一种混合的状态。当你想到你的羞耻感的时候,当你想要去解构它、分析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羞耻这个东西里面包裹了很多其他的情绪,比如恐惧、压力,甚至也包括抑郁、焦虑等。所以我反对羞耻被归为一个个人情绪,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情绪,也不可以被还原成一个心理学或者病理学的症状。

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讲的话,我觉得羞耻是一个“中程”概念。所谓“中程”概念,是指其中混杂了自然的东西,也混杂了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东西。一般判断一个概念是不是中程概念,就看当它被置于另外一个社会和文化语境中时,可不可以顺延成一个普适性的概念。中程概念永远是有文化特殊性的。我觉得羞耻就是这样。我们没办法、也不应该将其还原为一种最基础的自然情绪。我觉得反而是社会规训希望我们这样去接受。就好比你接受羞耻是你个人的一种负面情绪,那就意味着你个人必须寻找途径去抵抗和战胜它,但有可能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和文化希望我们如此去想。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羞耻不是一种情绪。

第二,我觉得羞耻有很多前现代性的遗存。学界一般把羞耻这个概念跟荣誉放到一组讨论。比如在一个部落社会或者中国以前以家族为基本单位、以亲属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方式里,羞耻和荣誉的概念都是用来规训个体成员的——男性成员永远是一个荣誉的负载者,他出去战斗或者捕猎,他会给所有成员带来荣誉;而女性就变成了羞耻的承载者,你如果做了一些不贞节的事情,或者你有私通行为的话,会让你整个家族背负耻辱。把羞耻跟荣誉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体会到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情感复合体和这些前现代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前阵子在德国的时候听了很多那边土耳其移民的父辈和女儿或者孙女辈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大概八、九年前,欧洲有过一个现象叫做荣誉杀人,honor killing,其实就是一代的中东移民因为他们的女儿或者孙女太过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而把自己家里的女性成员杀掉。杀掉她的理由就是她是给家族带来了耻辱,为了维持家族的荣誉,杀戮这个行为是被允许的。这在他们当地的法律里面是一个轻罪,他可能会被关半年,但是如果这个案件有可能被移到欧洲的话,一般这个家族里面的男性成员就会被判终身监禁。你会看到,羞耻在当代社会又回流了,一个这样古老的习俗也好,或者一种带有文化偏见的概念也好,又重新被激活了。

这两年的中国社会似乎也在经历一个话语上的保守回流。像滴滴事件里大家对于女性受害者的指责,包括荡妇羞耻等。这种回流体现为羞耻和荣誉这种原本应该是前现代的东西,在现代社会对性别关系、性别认同的分析和讨论中,仍然没有被现代的概念替代。比如说你在分析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时,可以分析这些性别气质在文化建构当中如何既不必然是你自然的、天然的属性,也跟你的人格健全与否或者你是不是可以被尊重、是否有资格被爱等没有关系。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媒体的话语就是牢牢地把羞耻和个体成员捆绑在一起,尤其是跟女性捆绑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大的文化和社会的观念上在退回到保守,放弃了一部分多元性的价值观。

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个体受到侮辱或者感到羞耻的时候其实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公开,不公开的时候他可能内心会承受一些焦虑和恐惧,但是还没有让这个羞耻放大,因为别人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在被暴力对待的时候,比如家暴或者强暴,可能不愿意公开,就是因为他觉得公开会带来二次伤害。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选择公开,吊诡的在于你公开的那一刻其实是落实了这个羞耻感的,就像小说《红字》里面红字的烙印一样,当公开的时候其实羞耻和耻辱就会伴随着你。今天像#MeToo运动或者任何敢于站出来的女性,我觉得她们最勇敢的一点就在于她们愿意去承受被再次伤害的成本,她们想的更多的是社会正义或者真正平等的权利。

所以在这一点上羞耻又跟比如说像内疚的概念很不一样。羞耻跟内疚也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最有名的就是写《菊与刀》的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论述。他把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归为内疚文化,而把亚洲——主要是东亚的文化归为羞耻文化。他觉得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人感到内疚的时候,他去处理它的方式永远是付诸于个人内心的良知,一个人内疚是因为他觉得他违背他的良知做出了一个邪恶的或者违背上帝的行为。但是羞耻永远是你做出了一个不被社会普遍价值观接受的东西。所以很悲哀的是,羞耻的标准永远在他人的手里,而不在你内心的良知或者标杆里面。如果你做的事情是非正义的,有可能不会带来羞耻,如果你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比如说你站出来坦诚你的受害经历,为了带来更大的正义,但是你仍然会被社会成员指责为一个需要背负羞耻的人。我觉得我就是提供一些小小的工具吧,可能可以去辨析羞耻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是一个个人化的情绪。

黄嘉瀛,《Granma》,2016.

黄嘉灜:我的家庭是非常父权的,我的奶奶因为我妈妈不能生男孩子——我是家里第三个女儿,我出生后她就教我爸跟我妈离婚,让我爸去组建另一个家庭。我奶奶现在生病,不能记住东西,我就跟她对谈,跟她聊一下关于家庭的观念。她在录像里面说了好多关于女生要履行的责任,比如说她觉得女生如果生不出小孩,或者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就是一种耻辱。我还做了一些作品是关于网络暴力,你会发现不止是男生,有一些女生,比如说像我奶奶那种,她们就是想要巩固父权结构里的既得利益,就会跟他们一起说良家妇女不应该穿那么少晚上外出之类的。

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背景里成长起来的。我在天主教的女校里面长大,从小就被教穿裙子不能短过膝盖之类的。我有事发生的时候也会追究我自己,问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做不是太好,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但是我读过一些心理学的书,它说其实羞辱你的人做一些事情羞辱你就是要让你感到羞耻,如果你自己没有觉得羞耻的话,他的羞辱是不能成立的,是不能够达到那个情绪暴力的。我在大学读书时做过一个作品,我扮一只狗,我的朋友在遛狗。这本来是一个关于他跟他情人的关系的作品。这个展览被学校封了,封之前有其他学生拍照,然后在学校里面传,有很多评论。但是我没有觉得羞耻,他们的言论其实就失效了。之后在做一些关于我自己身体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可不可以把这些对于社会事件的愤怒转成推动力。我是艺术家,那我就做作品吧,你们说我丑或者是说女孩子不应该做一些东西我就做啊,或者是不应该讨论、不应该说那么露骨的东西我就说。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要用创作作为手段去推动社会改变。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校园性骚扰,很多人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学校,要求学校成立一些机制。我们要做的除了发泄羞耻的情绪,让受害人敢说出来,是不是也可以向社会去问责?比如说有此类新闻发生了以后,你是不是可以转发一下微博或者朋友圈?受害者看到原来有人站在自己那一边的话,心里的羞耻感虽然产生了,但也不会想要去惩罚自己;他会知道有人是在理性地关注和讨论这个东西,是想要向社会、向机构诘问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的——你去上法庭的时候有没有屏风啊,怎么保护受害人啊,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

魏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是一个台湾的青年作家,她小时候遭受到性侵,然后又因为精神方面的疾病终于不堪折磨,在去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创作的这样一个根据自身经历改编的小说在两岸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特别相关,也就是羞耻。小说主人公房思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受的教育非常好。但是就像童末讲到的,西方的罪感文化是发自你的内心,用内心来约束的。好像在东亚或者东方其实是一种耻感文化,它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于女性而言如此,可能对于每个这样的人而言,封建文化里面有对于人的一种价值上或者说情绪上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做错一件事情,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但是就会觉得很羞愧。这可能就是更多来源于其他人的判断以及社会文化对于我们的一些影响。房思琪可能是我们的耻感文化或者说社会文化不断灌输的一个受害者。很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一个未成年人,她在处理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很不知所措。我们也看到她在小说里面向她的好朋友以及向家人求助,因为她是觉得一个亲密关系是可以去信赖、去寻求帮助的。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好朋友听到她和老师发生关系以后就骂她“你怎么这么脏”。她跟母亲寻找帮助的时候说,我们家好像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性教育。她母亲回答说只有需要性的人才需要性教育。她也用了一些委婉的方式来诉说自己的经历,比如跟母亲说学校里有女生和老师好了,然后她的母亲回答就是这个女生怎么这么骚。她就是从这些最亲密的人的回答里面知道她所有的通路都被堵住了。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社会现实里面的女性真实遭遇,女性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耻感文化的承担者,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她们承担了过多的情绪,还要去质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但我们的文化又不断地在强调其实过错方是你。这就会让一个受害者越发地走入困境。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质疑,人家施害者已经在向你道歉了,为什么你还选择愤怒、不原谅,选择有这么多的情绪反应?我觉得好多人,没有对这一类的情绪有过亲身感受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些感受对于一个个体所造成的伤害能有多大。我前两天又看到另外一部小说,一个男性作家写的纪实文章。他讲到,他在三到五岁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他被他的父母送到他养父母的家里,养父母一家是五口,三个孩子两个大人。在他寄养的两年时间里面他受到了威胁或者性侵,比如说他被要求看他们夫妻两个做爱的场景,他们会说这么小的孩子不会记得的。他写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实在是太冲击了,让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受到了一些侵犯。在身体权利这件事上,可能好多男性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他真的有一些屈辱的经历,或者说来自于暴力的经历的时候,他才可能真正体会到女性所处的那种弱势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文字和阅读在当下社会是很重要的,是有可能推动一些事情的改变的。比如#MeToo运动,我们无法期待某一个组织或者说一个政府行为来处理这种事情,我更乐于看到个体通过文字也好,艺术也好,或者其他各种形式,让大家真正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处境。一个个体觉醒了,但暂时还没有发声,而当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觉醒的人就不会是一个沉默的个体了。当觉醒的人发声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社会真正改变的时刻。

简体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封面.

唐霜:我是《InStyle》优家画报的主编,《InStyle》是一本母刊在美国的杂志,这本杂志在美国其实是以明星、时尚为切入点。我反思了很久,觉得我们必须调整一下时尚在当中的比重,重新思考一下时尚在女性生活中的比重以及对她们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所以我决定把这本杂志定调为女性杂志。作出这个决定后,我加入了第一个专栏名字就叫做“Shame Talk”,正好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谋而合。

我们的第一期内容关于来自伦敦的一位女生。这个女生当时在伦敦学习时装、写作,她分享了她被一个跟踪狂跟踪了两年之久的故事。她下笔非常细腻,记录了很多细节,比如她第一次怎样遇到了这个男生,她怎么样发现这个男生原来一直在跟踪她,她当时内心的措愕、焦虑和不安,以及她怎么样向警察求助却被警察拒绝,最终她怎么样在爆发了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之后终于可以去警察局立案,把这个男生告上法庭。她也连结了其他被跟踪的女性一起向法官申诉,最后这个男性被下达了禁足令——这只是一个非常轻的惩罚。故事结尾是有一天她在街头又遇到了这个男生,当时这个男生已经忘了曾经跟踪过她,企图又重新跟踪她。她提醒这个男性说,你不但跟踪过我,还被我告上过法庭。最终这个男性落荒而逃。她才发现原来所谓的禁足令早就被取消了,根本就没有用。

也许相对别的#MeToo运动的事例,大家会觉得这个故事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由于她对自己内心这种细腻的描写,导致我看的时候整个人毛骨悚然。毫无疑问这是一篇非常切合现在MeToo主题的文章,在网上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也许是受到这篇文章感召吧,随后我们收到的稿件都跟受到骚扰、#MeToo运动有一些关系。我记得有一个叫布兰妮·布朗(Brené Brown)的研究弱势情绪的专家在TED上面发表过一些非常有名的关于羞耻的演讲。她说羞耻是一种对于失去联系的恐惧。我想正是因为#MeToo运动这么如火如荼,各位受害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联系,她们被empower了,所以所谓的羞耻也不是羞耻了。她说这些人的勇敢之处不止在于她们敢通过文字来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故事,更包括之后冷静地应对搜集证据的过程和真正的斗争,在这之后还要继续无视旁人的言论坚持自我。其实在#MeToo运动出现后,旁人的言论也慢慢地被软化了,这些受害者事实上面对的——至少网上看到的——是一个更加柔软、更加有共情心的舆论环境,因为#MeToo运动建立了受害者之间的联系,也软化了公众。

紧接着我们的第二篇专栏在网上同样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它受到的更多是抨击,几乎是一边倒地被反对。其实这篇专栏描述的小的情绪比第一篇要轻松很多,作者叫爪赛赛。她是一个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想法非常开放也非常现代,她对于男女关系、婚姻都有自己不同于中国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在这篇文章里,她分享的故事是自己的白人前男朋友新交往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是跟自己在外形和相处模式上完全不同的一个台湾乖乖女。她的前任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这个女生的照片,还非常亲昵的叫她“my girl”。然后她就跟自己的前任有了这样的对话。爪赛赛说,她第一时间冲去问前任:“所以你说的这个‘my girl’是什么意思?你从来没有这样叫过我。”前任回答:“因为她喜欢你不喜欢,就是这样。”那爪赛赛就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前任就说:“因为她喜欢被照顾,也享受被照顾,你不需要。”爪赛赛即刻就问:“所以她是台湾当地女生吗?”前任就问:“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地域歧视吗?”爪赛赛就说:“我觉得你只是通过你的描述把她放到了某种刻板印象里。”我们可以想象到她这篇文章很符合《欲望都市》里面的这些女性的讨论,并且她也讨论了一下所谓的乖乖女这么一种规训对于中国女性价值观的一种教化,当然也批判了一把。

我毫不犹豫地刊发了爪赛赛这篇文章。她的观点虽然偏颇,但不失可爱,也很值得讨论。因为在中国这么一个非常渴望把女性归置在一种完美形象里的社会当中,难得有这样的讨论。我觉得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大错,无非就是两种不同的女性认知之间的冲突,我们把这种认知冲突呈现出来不就是鼓励女性发展出多元的价值观和多元的面貌吗?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网络这么一个大家假装喜欢自己很多元,价值观很开放的平台上,她受到了强烈的指责、嘲笑。他们甚至说怎么会有编辑愿意发表这样的文章,他应该去领盒饭。那么就是我了,我也被羞辱了一把。但是我觉得惊讶的就是,其实公众对于这种隐秘情绪是期待一个自我审查的,通常他们也期待我们编辑或者杂志平台通过这样的审查去过滤掉一些情绪表达。

我就在想,难道羞耻是分等级的吗?大众想要三观正确的羞耻,但是不想要一个偏离了他们三观的羞耻吗?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她的这种心理真的是很无伤大雅的,无非对前任的一些犯酸,对于不同于我们认知的女性的一种嫉妒也好,诋毁也好——爪赛赛甚至还是非常有理有据的“诋毁”,它甚至帮助我们挑战了一些世俗的既定观念,挑战了一些七大姑八大姨口中的那种“你怎么有脸这样生活”?我很赞同之前童末说的,我也觉得羞耻是一种文化,应该在文化的语境来讨论,对它的定义是流动的。那么其实这样的讨论实际上推动了羞耻的边界。后来我问爪赛赛,面对这种攻击你自己什么心态?她说她手下的小朋友(她在一个新媒体工作)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人人都在找寻自己,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彼此尊重。

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都会自认为自己一定是开放的那个人,一定不会去judge,不会去轻视受害者,一定觉得自己有共情能力,你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鼓励她们的源泉,帮助她们一起去抵抗这个曾经伤害过她们的世界。但我们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共情能力和包容心呢?当我们的三观跟表达羞耻的这个人不相符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人想表达的东西没有实质伤害任何人,但是伤害了我们的观念呢?那我们是不是还有这种包容心让她可以自由地发表出来,让她可以重现当时的感受,我们能否给她这种空间?我们是不是可以容许别人拥有自由地跟世界连结的方式,尽管我们并不在被连接起的那一小群人当中,我们是否能尊重这样的存在呢?

主持:张思锐《艺术论坛》中文网市场总监
对话嘉宾:
黃嘉瀛 艺术家,2013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作品及写作散见于香港及其他城市之报刊、美术馆及社区空间。
唐霜《InStyle》优家画报主编、时装评论人
童末 作家、人类学者
魏强 编辑、磨铁图书产品经理,他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简体版策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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