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去南京的途中，夜晚和薄雾同时随高速路延伸，水汽被体量不同的车辆冲散时留下各异的氲痕。穿行在这中国最富庶的区域，“风景”几乎是看不见的，倒不是因为黑暗，而是你只能看到一座接一座的城市在车窗旁呼啸而过：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路网将这些名字中都充满风景的城市串联起来，发达的城市带与交通体系却令人无法察觉她们之间的边界与差异——有时你甚至会认为自己并没有移动，而只是无缘故的滞留在上海的某处远郊。和开车的艺术家李竞雄谈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题，在三百多公里的旅途中这是抵挡困倦的唯一方法。

这次来南京是为了一个在山中进行的展览。“山中美术馆”是颇具吸引力的名字，让人产生诸多联想：是以山为美术馆，还是将美术馆划归山中？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涉及自然与艺术、场所与发生间的配比关系。四方当代美术馆本身就坐落在山地，回忆起第一次来时深秋的气象，浓郁山色中的建筑与庭院，已确凿带有“山中美术馆”的意味，而此次的点题势必会另辟蹊径。赴宁之前就从相熟的艺术家与美术馆的官方信息中得知这个展览筹备时间颇长，项目繁多，似乎可视为四方针对自身特定状况展开的一次机构调研——然而具体的尺度到底如何？想到此时夜已非常深沉，长途奔波的倦怠袭来，冲散了无法凝练的思绪。

第二天早晨班车从市区开往郊外的展览发生地，也算一段短途旅程。初夏的江南异常青翠，色泽浓烈，却不野性。第一站设在兜率寺，巴士在狮子岭狭窄的山道与

今年伦敦工艺周（Craft Week）的重头戏之一是王冬龄的现场表演。王是中国在世书法家中最伟大——至少是最出名的一位。在我自己的书法作品展在柏林Exile开幕结束后，我睡了仅仅一个半小时就踏上了飞往这座泰晤士沿岸城市的早班机，只为一睹这位书法大师二十多年来在伦敦的首次公开亮相。

王冬龄目前担任中国美院（杭州）书法教授，是中国传统艺术最重要的当代实践者之一。他将草书与抽象表现主义的身体运动相融合，时常令人联想起早期的波洛克或弗朗兹·克莱因。王冬龄的作品通常具有难以辨识、“非语义”（asemic）的特点。不过，在这里使用“非语义”或许并不恰当，因为这个词暗示一种没有实质语义的写作。而王冬龄所做的，则是拓宽书法的可能疆域——探索新的书写形式，并由之引发全新的理解和解读方式。王冬龄的实践从身体和动作出发，通常使用古典文本，如唐代大诗人的诗作，或老子、庄子的哲学论述，使文本的可识别性让位于纸间的物质呈现。

步入大英博物馆主展厅，王冬龄的助手正在为表演做准备。他们在地面上贴了四张大纸，每张约六英尺长。几排椅子在被圈定的表演范围外形成了一个半圆。很快，座位被人群挤满，既有王冬龄的粉丝，也有伦敦工艺周的工作人员、公关人员和刚好在这一个小时里在大英博物馆参观的幸运观众。

“我通常不会在表演前讲话，因为我需要时间冥想。但这一次我得向大家表示抱歉，我们准备的时间稍微长了点儿”，王冬龄用普通话说

亲爱的朋友们：

中国和尼德剧团之间似乎注定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13年，《伊莎贝拉的房间》对这超级大国的“探险”使我们和许多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我正在为上海明当代美术馆所委托的个展做准备，邱志杰馆长将这间专注于当代艺术和表演的新美术馆全权“交”给了尼德剧团。我们的展览名字叫作“I like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like me”——这里的两句谎言是我允许自己做出的唯一的政治行动。毕竟，我来自一个被民主笼罩的国家——比利时的每一座大城市中都有为纪念某位独裁者（mass-murderer）而设立的雕像。因此，我想我没有理由傲慢。

——杨·罗威斯在今年二月写下的新闻稿片段

上海周五的绵绵细雨把不少前来“无声无名”杨·罗威斯（Jan Lauwers）终身回顾展观看开幕表演《父之屋》的媒体和观众堵在了路上。阴天和雨水褪去了展览开幕现场通常刻意而为之的热情，零散到场的人群安静、缓慢、甚至带着几分涣散，恰为“观看”营造出松弛自然的情境。

步入展厅，填充得有些满满当当的空间一下子打破了人们进入美术馆时通常会有的视觉惯性。绘有鲁本斯名作《狮穴中的丹尼尔》的巨型地毯平铺于地面、静待被观众踩在脚下的命运，浅色木料搭建出两人多高、交

“黄边站”自2016年初改制，从微信公众号的推广到创办刊物《同时Companion》，皆展现了其负责人梁健华与团队调整工作方向的决心。从第一期《同时》的微信推送至今，“黄边”一直在推动与女权观念相关的知识建构与传播，观众在模模糊糊的接收与阅览的过程中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虽然“黄边”第一阶段的约稿主题是 “为什么……？”，从张涵露的《为什么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到童末的《为什么呈现性别的日常状态可以作为文化批判》，分别从当代艺术、社会行动、文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似乎不断在回答观众的疑问，然而这萦绕心头的疑问最后却落在了这样的努力要走向何方的问题上。“黄边”的实践令人钦佩，尽管这几年中国女权运动声势浩大，然而在绝多数人心中它仍是一件仅聚焦在性别政治上“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同时》以及“同时工作台”以“青年状态”为出发点，却有别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其代表家庭生活、社会分担、职场认同及当代青年活动的中断状态。“与男权或说父权制的遭遇、对抗，是‘青年状态’的一个重要面向，不管在家庭或亲密关系里，还是在社会政治包括我们身处的当代文化和当代艺术领域，男权和父权并不只伤害女性，实际上也伤害着男性，这一结构对青年们的工作构成阻挠和障碍，”研究及出版统筹冯俊华说：“黄边站是针对‘青年状态’展开工作的，以前我们觉得不断推进具体工作就好，但慢慢觉得‘青年’已经是一个混杂、承载太多的概念，需要重新梳理它的观念史，以及在当代的重新理解。”对“青年”的观念史的梳理愿望促成了此次与诗人王炜的合作。在第一期的性别议题后，“何为青年”构成了《同时》的第二期议题，第二、三次的“同时工作台”都围绕王炜及其作品展开。

五一节前夕，在上海连续多日的阴冷天气后，首次达到了近30度的高温。我来到位于世博园的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M21）“真实的假像”展览开幕。比起这个略显复杂还带通假字的中文展名，我大概更喜欢它的英文名“影子从不说谎”（The Shadow Never Lies）——简单直接却一语双关：既暗指展览将围绕“影子之像”展开讨论，又引出面对错综复杂且扑朔迷离的表象世界，影像是否会更真实、更客观地揭示事物本质等一系列命题和假设。

美术馆为螺旋式上升的环形结构，但时而凹凸、时而起伏的内部空间想必让策展人和艺术家们都颇费脑筋。“展览把一个相对不是那么好用的空间做得比较充盈，但又不是那么琐碎，这个很难，” 胡晓媛说，她的装置作品《心梯》位于展厅第三层，运用镜面和荧光灯管，从地面向下搭建出一个明亮而深不见底的不规则几何结构，“之前的确没有尝试过用玻璃和钢这么坚硬的东西做的作品。这次针对展览主题，加上空间的坡形地面——一般艺术家可能会回避使用这样的地面——而做的一个对于地面结构的尝试。”她的丈夫仇晓飞也一同在场，状态轻松：“这次是来帮晓媛布展的。”聊到不久前在纽约佩斯画廊的个展，仇晓飞非常客气：“开幕那天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望谅解啊！”

一回头便看见王功新和林天苗夫妇，上次见面时他们的儿子王上刚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谈到儿子，他们难掩自豪：“他最近正在写第二本书，已经采

如果要给北京各大画廊制作卡通人物形象，长征空间的形象肯定是个有点儿怪怪的大叔。不是因为他的核心代理艺术家名单上鲜有女性名字，也不是因为长征灵魂人物卢杰本人的气质使然，而是从创始之初的“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到2010年的“长征计划：胡志明小道”，重访与行走就成了该空间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词。加上直接放进题目的具体革命历史指涉以及随处可见的“20世纪用语”（这次新空间开幕，长征老员工集体赠送的花篮署名为“长征退伍老兵团”；2002年老长征时每一站的工作总结叫“沿途战报”），大叔形象更加确凿无疑，而且还是跟今天有点儿距离的大叔。不过，如果从参加国内外艺术博览会的数量以及旗下艺术家的美术馆级别展览机会来看，作为画廊的长征空间在铁幕竹幕都崩溃，只剩弹幕一统东西的“全球化、后网络、后人类、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的时代似乎运作得游刃有余，至少与国内大部分同行相比是如此。也许正是这样的反差，让长征的大叔形象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儿怪。

当然，这一切都以卡通形象为前提。形象化简单直接，方便我们处理信息，不过有时候这形象过于生动，就会离开实体开始自己走路。长征的“大叔”估计已经在不少人心里扎了营，每次看展览都难免跟他对照一二。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与UCCA合作的“德勒兹和‘情感转向’”讲座上，来自巴黎八大的阿兰·布洛萨（Alain Brossat）与首都师范大学的汪民安教授，分别就德勒兹的《运动-影像》、与对斯宾诺莎的研究文本，讨论了德勒兹理论中影响深远的“情动”概念。

作为哲学概念的“affect”，国内有“情动”、“情感”，亦或“情态”、“情状”多种译法，而其具体意涵，则对应于德勒兹在《运动-影像》中所描述的“动情-影像” （affection-image）。在这一两卷本电影理论的上册，德勒兹将“运动-影像”的“感知-运动图式”大致切分为“感知-影像”（perception-image）、“动情-影像”与“动作-影像”（action-image），其中，“动情-影像”位于“感知-影像”与“动作-影像”之间，指向一种人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生发的情感动力，并在下一步的主客体关系中，催生为实际的动作。阿兰·布洛萨教授正是从“动情-影像”出发展开他的论述。

在布洛萨看来，无论德勒兹对于“动情-影像”的概念发明，还是其完整的电影艺术理论，均在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上，与“再现的形而上学”决裂。德勒兹的“影像”（image），从来不是再现的，从来不需要叙事的功能，而具有强烈的物质性。在柏格森的《材料与记忆》等遗产之上，德勒兹将影像等同于世界，等同于物质，也等同于力量：“就电影而言，是世界变成它特有的影像，而不是一个变成世界的影像。”因此，在德勒兹那里，“动情-影像”所特有的脸部特写镜头，便也不以再现为首要任务，而以一种瞬间的感情强度，一种内驱的差异力量，切断了叙事的链条，以一种超越于主体、客体的物质性，直接与观众理性思维之外的感官系统发生效应。

危机引来旁观者，也引来革命者。更重要的是，它绝对能使那些精神领袖们为之一振。这不，统治着行为艺术界的“女王”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近日便来到了戏剧的诞生地雅典，践行她实现疯狂的“方法论”。

这场由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中心（Marina Abramović Institute）和收藏家季米特里斯·达斯卡罗普洛斯（Dimitris Daskalopoulos）创立的非盈利组织NEON联合制作的展览“合而为一”（As One）将在雅典贝纳基博物馆持续七周。展览借鉴科学表演治疗所（scientific performance clinic）的形式，邀请希腊年轻艺术家带来持续性表演——没错，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要在这里训导希腊演员。

就在博物馆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中心入口处，全黑装束的工作人员礼貌地引导我们在寄存柜里存放我们的随身物件，并指引我们来到三个房间。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呆多久呆多久，做调整呼吸和伸展的练习。随后，我们被带到一处有各种活动站的更大的开放空间。有人递给我一只降噪耳机并告诉我这里不能说话——似乎就这么一条规定。第一个挑战是尽可能慢地走近一条白丝带。我不幸失败——当了“第一名”。我向协助我的工作人员望去，期待得到一丝安慰，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张冷峻且面无表情的脸，从中我看到了失望。我避开了那些被蒙住眼睛漫无目的地摸索着的参与者，并注意到了靠墙摆放的一列床。一位可爱的红头发女士邀请我加入，我躺在那里对着头顶的灯冥想了一会儿，而后闭上眼睛舒坦地打了个盹。

三月底四月初，中国美术学院讲座密度很大，往往与上课时间冲突，但学生们还是会权衡喜好，在分内之课与讲座之间做自己的选择。其中也有短期的工作坊，如由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与长征计划联合发起的“世纪：SHENG PROJECT”研究项目。这个计划将以郑胜天数十年的艺术经历作为个案进行一系列的展览与策展工作坊，展览首站将于2016年9月在长征空间举办。现场由高士明、卢杰二位主持，联合策展人唐晓林、张杨介绍策展思路，郑胜天老师亲临参与讨论，与会名单还有艺术家邱志杰、张培力、耿建翌，策展人张颂仁、卢迎华、斐黛娜、刘畑、乔安·伯尼·丹兹克尔（Jo-Anne Birnie Danzker）、舒德哈巴拉特·森古普塔（Shuddhabrata Sengupta，Raqs媒体小组成员），以及学者杨振宇、杨小彦、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等。与会人员现场讨论了展览思路，并谈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郑胜天老师的个人经历。同时中国美术学院创意媒体策划高级研修班的学生也全部在场，这个为期一个多月的研修班招收了30名来自五湖四海从事艺术及媒体策划相关专业的人士，旨在培养具有超越式思维与跨媒介整合能力的媒介构作者——至于学习成果那就静观其变吧。

纽约城市大学艺术史特聘教授（Art History PhD Program at the CUNY Graduate

三月末，香港，很多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不常碰面的人都会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现场遭遇，但也难以展开什么太过深入的交流。在艺术界，极少碰到人宣称自己热爱博览会，无论真假，表情里似乎总带有一种“不得不来”的无奈，或是“顺便看看”的置身事外，但另一方面，你又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可不来”的诱惑力——既因为博览会是整个艺术系统的重要一环，也因为这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艺术博览会；即便没有销售的压力或者展览、讲座等等的任务在身，错过也似乎是种“渎职”。

在“美术馆：公共、私人与两者之间”讨论会结束后，我们晚餐时遇到了David Joselit教授，香港是他的中转站，接下来是在杭州中国美院的讲座，问及议题，答说是“全球化”，在博览会期间听到这个词有种既切题又遥远的讽刺感。他说他不喜欢逛博览会，我半认真地说起我曾拜读过他写的《艺术之后》（After Art），按照书中逻辑，他不应该反对博览会——如果说在新世纪，艺术的力量源自并且体现在移动和循环，那位于香港会展中心的这个年度盛事正是以此为目标和手段——除去资本的流动，它也把艺术界的各种人群召集至一处。但理论分析和现实体验并不总能一一对应，在展会现场穿行时仍然有种方位感尽失的虚幻和紧张，视线既被充满又缺乏重点，年年不同但又岁岁相似，反而不如去逛周边同期进行的展览感觉更有耐心和乐趣，但这其中又存在着一组矛盾——如果没有博览会，这些展览也不会如此集中地被如此巨大和构成复杂的观众群看到；在展会的现场，可以看到香港几家独立机构的展位和活动空间，亚洲艺术文献库的讲座空间就设在展会入口处，只是周围人流如织，要想听清楚内容颇为吃力——大资本和小型独立机构并不能真正用中心和边缘区分，而是相互缠绕交织，即便其中不乏对立。这也让人想起在讨论会上，Spring

3月19日下午，多云的天气使得开发中的滨江西岸略显萧瑟，而余德耀美术馆里此时却人声鼎沸。五点左右，展厅外的公共区域和咖啡厅站满了人，都在等着参观这个筹备了两年的贾科梅蒂大型回顾展。此刻展厅里名为“穿过形象：现代的与当代的贾科梅蒂”的讲座还在进行，余德耀基金会总监Ashok Adiceam，艺术家和出版人陈侗以及贾科梅蒂基金会总监Catherine Grenier围绕贾科梅蒂的创作和即将开幕的回顾展在进行讨论。现场嘉宾不少是从乔空间程然的表演现场过来，并在商量一会搭伙去龙美术馆。人群中看见梁绍基老师，一如既往的单肩挑着一个书包，独来独往。聊天中得知，他刚从多哈回国，早上才从北京飞回上海，稍后也准备去龙美术馆。谈到上海美术馆的发展，梁老师表示上海的艺术生态比较学术，商业气息不浓，他觉得这个势头很不错。六点左右，余德耀先生开始致辞。刚动过手术不久的他看上去清瘦了很多，当天的精神状态却不错，看得出他对这次展览非常满意。之后Catherine Grenier和Ashok Adiceam以及西岸集团的干瑾总经理都发表了讲话。在自家媒体发布会结束后，龙美术馆的馆长王薇也到了余德耀美术馆的开幕式道贺。

开幕致辞后，展览就算正式对嘉宾开放了。整个美术馆空间被设计成单向通道，观众从二楼通道排队进入，每次放行二十余人。不论江湖地位高低，都得耐心候着，熙熙攘攘的场面颇有些春运的味道。期间听到的闲谈都是

广州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又碰上回南天，整个城市的人都浸润在水雾中，湿意盎然。22日是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的预展VIP，为方便外地的观众可顺道观展，广州的三家艺术机构都选择在20日天开展。最先开展的是位居城中怡乐路的广州画廊，时间安排在下午一点，然而由于其它两个机构都在城郊，时间上无法兼顾，再加上时代美术馆已安排好专车，负责在其下午2点开展后带媒体赶赴番禺的镜花园段建宇个展，最后晚上再回到“广州画廊”，于是消息灵通者皆选择先赴下午2点城郊黄边的时代美术馆预展。

时代美术馆地处广州北郊，所幸有地铁2号线直达，倒也不费事。展览2点开幕，嘉宾和艺术家陆续到场，这次展览“东南偏南：一个平面的延展”是继香港奥沙艺术基金会之后的另一个延展，策展人有两位，来自菲律宾的帕特里克·D·弗洛斯（Patrick D. Flores）以及来自罗马尼亚的安卡·伟罗娜·米胡莱特（Anca Verona Mihuleţ），邀请的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和东南欧的艺术家，为了拓展作品范围，加入了李景湖和周滔这两位来自珠三角的艺术家。开幕式时，罗马尼亚文化协会主任Constaintin LUPEANU还向馆长赵趄赠送了礼物。

在开展的前三天，时代已经有过一次关于展览的艺术家讲座，上午又有一场“策展人对谈”，所以当从法国来的策展人Evely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