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nathan Monk, 中国饼干, 2006, 录像剧照,10 分钟。

Jonathan Monk, 中国饼干, 2006, 录像剧照,10 分钟。
然而,正是片子看似轻松的口语化——在国内观众熟知的人和事之间自在游走的姿态——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它极好地刻画了在这个对北京艺术圈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年里潜藏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没错,“中国饼干”绝对不是一次单纯的剽窃/ 盗窃行为:最初的商议地点不在北京而在柏林,提出这一项目的艺术家是Jonathan Monk ,短片完成几个月后就以Jonathan Monk作品的名义出现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艺术无限”单元。对北京此时此地如此心照不宣的描述在巴塞尔却是作为对一部西方作品的中国版诠释呈现给观众的,但作品的署名却是一位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制作的西方艺术家。这些事实不单单体现了后殖民时期一个地点为另一个地点代言的紧张状态,也不仅仅反映了中国正在变为更加资本化的国际艺术界搞廉价外包的场地。更准确地说,这部短片从构思到完成都着重强调了一系列更为深广的问题:如何让中国和中国艺术界融入全球图景——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成为了这一进程的首要动力。
中国艺术的地盘上有点儿人满为患了。新资本,国内外的拍卖行,主要的国际博物馆和艺术展览会,对中国艺术接触较早的西方收藏家,甚至中国政府底下形形色色的机构都想在这个似乎越来越大的香饽饽上咬一口。就在“中国饼干”拍摄同时,北京艺术博览会里的重头戏——第三届中国画廊博览会开幕了,参加的多是亚洲画廊,交易市场异常红火;中国本土颇具眼力的拍卖行匡时举办了第一场拍卖会;卢杰和他的长征空间宣布启动艺术家共同信托基金的北京分部,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其他地方一样热闹,今年苏富比纽约举办了第一场亚洲当代艺术品(大部分是中国艺术品)拍卖会,期间张晓刚1998年的作品“血缘:同志第120号”拍出了当时中国大陆艺术家作品里的最高价:97.92万美元。(这一纪录在接下来九月份的拍卖会上被双倍赶超,新纪录的保持者先是纽约拍卖会上的陈丹青作品,后来又被香港拍卖会上张晓刚的另一幅作品刷新。)但是2006年北京艺术市场走高带来的不仅是新车新房,还有艺术家、策展人和画廊家们内心深处的焦虑与神经质,每个人都拼命想在这个尚不清晰的新秩序里巩固自己的地位。目前的艺术圈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朝更稳定的方向发展,最终让国内外相关各方都能保持各自独特的行动和影响力范围。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还不明确。在北京,所有人跟“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本身的关系都充满矛盾。现在从很大程度上讲, “中国当代艺术”已经不再是什么让人自豪的东西,而像是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广告标志,迟早会被时间淹没。艺术圈的所有聚会背后都有个大家心照不宣的问题:怎样巩固地位,才能在国际市场对北京和北京艺术家们短暂的迷恋过去后仍然保持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