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季

“空白书”项目

资本的神魔一旦从瓶中放出来后，很快就被抢夺一空，乍看起来就好像将东西卖光一样。“空白书”（Carte Blanche）是莱比锡当代艺术博物馆（Galerie für Zeitgenössische Kunst，以下简称GfZK）一个项目，十一位个人和团体被要求参加，每人支付大约2万欧（包括加热费，保险费等等），用于在GfZK进行的展览策划，GfZK是柏林墙倒下后，前东德首家当代艺术机构。赞助者包括三个收藏家，两家商业画廊，一家银行，德国商业文化委员会。这个项目从2008到2010年运行，反映了公共博物馆中，在展览策划和作品购买中，私人利益的影响在急速上升，期待能够围绕这样的事件进行激烈的讨论，比如MoMA的UBS收藏展，新新博物馆的Dakis Joannou收藏展，当然，上述两个活动发生地都在纽约。

但是再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空白书”并非一张空头支票。实际这是一个复杂而具有思考力的项目，针对艺术机构本身的策展与功能现状及时提出了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让早已超出已有操作模式的艺术和策展实践，行使充分的权力和自由？在当代艺术界（更进一步讲，它正在进行着激烈的结构上的变革）陷入各种利益的纷争中时，又该如何整合这些多样化的利益冲突，而不是轻易让一切达成妥协和一致？

“空白书”不仅仅是一项充满批判精神的脑力激荡活动，它更像是对这些尖锐问题所进行的一种直接调查形式。所有被邀请的“策展人”都活跃于当代艺术界，无论是从赞助角度还是商业角度来看，他们都与GfZK有着脱离不了的干系（比如，企业家、收藏家Arend Oetker是GfZK的联合创办人），或者比如Eigen + Art，就是当地的一家画廊。大多数参加者都利用了GfZK的专业性，选择和博物馆的策展人一起合作。他们同意公开探讨各自参加这个活动的动机，作为这个项目的“空白发散”计划的一部分，通过圆桌会谈进行辩论。

我很欣赏GfZK的勇气。虽然“空白书”项目中，推出了Dogenhaus画廊代理的朱里斯•波普（Julius Popp）拙劣的技术性雕塑，马克•隆巴迪（Mark Lombardi）错综复杂的图表作品，以及六十七岁老画家汉斯•布罗施（Hans Brosch）的回顾展“汉斯•布罗施的朋友圈”，很显然，博物馆馆长芭芭拉•斯坦纳（Barbara Steiner）采取了冒险的策略。这些举动似乎要打破大多数公立机构的自保性地位，让它变得积极主动多产化，从而激起一轮以前很少公开进行的讨论。例如，“空白书”项目引进的艺术作品很显然GfZK都不会展出，它强调的是这种思维—-有时摒弃已被肯定过的策展模式的重要性—-将人们对艺术设定的标准从“好的”变成“好玩的”。换言之，虽然个人项目是以对展出作品的鼎力支持为基础的，而在机构看来，他们并不需要这番同等的热情。“空白书”指向了藏在私人投资背后多样化的野心和方案。

其中之一的冒险就是展出了并不属于常规博物馆展的作品。Dogenhaus画廊的作品更加突出了这一点，无论是技术上讲（如波普的作品）还是经济和社会角度上而言（如隆巴迪的作品），都体现了博物馆和画廊的共谋关系，“朋友圈”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东德艺术家布罗施那些被压抑的抽象主义油画的支持者们，为他曾经产生过影响的作品举办了首场全面详尽的回顾展。当年，布罗施很难在东德展出他的反官方作品，于是在1979年，他便去了西德；活跃了一阵后，渐被遗忘。我并没觉得布罗施的画有多吸引我，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展览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议题—-主流艺术史被书写的方式，以及怎样受到“朋友圈”这样私人小团体的挑战。

“空白书”同时也强调了这样的事实，私立计划从存在那一刻起，对大多数公立博物馆都很重要。在美国，当然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博物馆依赖的仍是私人捐赠者。在欧洲的某些地方，战后时期纯公立博物馆的现象已然成为一个超越历史的、纯公共的幻象。最后的结果变成了一个短暂的历史性插曲。其中的一个影响就是产生了策展上的分离主义：一种自行组织的展览，通过建立自己的人脉和运营结构，避免主流当代艺术机构的介入。这番行动可以理解为是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一种脱离，自行制定规则和标准。“空白书”将这一讨论推向了学院机构的领地，提出的问题是，是否进入博物馆的私人资本要比流出去的少。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收藏家开始建立自己的博物馆，减少了和已有的公立机构的合作，与此并行的私人化机制也得到了发展，结果令欧洲的公立博物馆陷入了资金短缺的窘境，对国家和公众的教育性功能也日益削弱。虽然GfZK所作所为并不是逆流而上，但至少可以提醒大家对这种现象的注意，并暂时扭转这股潮流。

“空白书”摒弃了人们期待的和谐探讨，隐约透露出对往昔资产阶级利他主义的怀想。通过分阶段的漫长的讨论，“空白书”很快指出了私人操作的多样化，将赞助的定义复杂化—无论是个人还是公立赞助。这个项目通过采用了公开透明的讨论，体现了对公共领域的现代主义理想的怀念和致意。同时，她还规避了艺术体制中更为神秘的弱点：期望能在某场展览和研讨会中，找到统一的解决方案。它也并没认为它所采用的这种调查模式适用于每个人，虽然比GfZK以前的展览引起了更多的媒体注意，获得了更多的观众。讽刺的是，它也让员工们不用坐班，去游说当地的政府机构，为GfZK2010年获得了更多的公共拨款。此时，资本的魔鬼已经跑到了瓶外，且并没有返回去的意思。它跑了出来，它在锵锵地说话，准备就艺术创作和博物馆运营的问题，进行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很有必要的公开对话。

玛瑞亚•林德（Maria Lind ）是纽约巴德学院策展研究中心策展项目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