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B.普雷西亚多

  • 向病毒学习

    如果福柯1984年没有死于艾滋病,而是活到了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问世,那么今天他应该有九十三岁了。他会愿意把自己关在巴黎沃日拉尔路上的公寓里吗?这位历史上首例死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并发症的哲学家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思考流行病政治管理的有效工具——在目前错误信息疯狂传播的氛围中,这些观念如同某种认知上的防护工具。

    我们从福柯那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活着的(因而是会死的)身体是所有政治的核心对象。但对福柯而言,身体不是一个已经给定、权力可以作用于其上的生物有机体。政治行为的首要目标就是制造出一具身体,运作它,定义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式,暗示其话语模式,使它在其中建立有关自身的虚构,直到有一天它能够说出“我”。我们可以将福柯的全部著作理解为对于不同技术手段的历史分析,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权力得以管理人口的生与死。1975年到1976年,也就是《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出版期间,福柯用“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个概念来讨论现代性里权力与社会身体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描述,在过去的“主权社会”里,主权体现为对死亡的仪式握有决定权,过渡到“规训社会”之后,权力的主要任务变成监管并尽量延长治下人口的寿命,将其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政府的治理技术如同一张权力之网,超越了司法管辖范围,变成一股如触手般四面蔓延的水平力量,它贯穿生存体验的全部领域,侵入所有个体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