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知识分子的立场
最近,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的岩波定本的中译本的刊行,将我们重新从这位思想家的“后期”著作《世界史的构造》带回了“前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前后”并不是以柄谷行人的写作生涯为尺度,而是以他反复提及的、自己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思想变化为界线。从“前期”致力于松动各种意义结构、试图从内部寻找“外部”和“他者”的努力,到“后期”致力于以交换样式为基准建构世界史体系,柄谷行人的思想历程在不同时刻予以不同读者启发,以至于评论家渡部直己将他称作“当代日本的小林秀雄”。
从这个意义上说,柄谷行人仍然是一位颇具话题性的思想家。近期由讲谈社编辑出版的《柄谷行人浅田彰全对话》收录了柄谷与老友浅田的六篇对话,跨度从1985年至1998年,以相当凝练的篇幅呈现出“前后期”柄谷行人的不同关注点和问题意识。的确,这一对话录涵盖的主题相当广泛:从天皇制和所谓“日本的东方主义”,到京都学派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异,再到两人对于当时日本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尤其是吉本隆明)的批评,两人的对话以相当快的节奏将各自在著作中展开的论述和观点和盘托出。
对于因《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对柄谷行人产生兴趣的中国读者来说,书中尤其值得提到的一点是,在1993年的一次对话中,也就是在他阐述自己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理论多年之前,柄谷行人就已经指出,中国不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而“毋宁说是对民族之形成的抵抗”(第129页)。尽管柄谷行人没有就这一话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如若将这一点与“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帝国的构造》、《世界史的构造》、《迈向世界共和国》等著作联系起来思考,想必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