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现场

english version

可是为什么，如此迅猛积极的态势，却让人感到如此得不确定呢？看到新生的大型展和里程碑意义的装置，人们却不禁怀念起思想相互亲密碰撞的这种氛围来。
如果很多艺术家在这种持续压力下竭尽全力的话，则恰好体现了其艺术作品和它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的直接联系，而在北京，还有一些艺术家似乎对周遭汹涌起伏的热闹无动于衷。显著性和明了性意义的缺乏——从所处语境中顽固地脱离出来，就标志着从直接的交流，和谐的一致以及浩大的普遍性中毫不犹疑的抽身而出。

比如朱昱，则有意去探讨交流的误解和不可辨识的符号，而非普遍的一致性。闭关近乎半年后，他奉献了一些用Photoshop合成的拼贴画《为联合国的192个成员国所作的192个方案》。这些作品体现了装置和行为的荒谬暗示，几乎不是以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和实践性的经验为基础的。无论是为女性斗争反对者们在法国开设一家“处女诊所”的提议，还是为一个自然纪录片在澳大利亚喷绘像熊猫一样的考拉也好，作品的误读性巧妙地忽略了固定的国家和民族身份。同样，刘韡也创作了录像《谈话》（2008）， 艺术家采访了不同文化领域的人们，然后将问题和答案混合搭对，形成新的叙述语，与艺术家或采访者所持的任何观点无关。这种交锋产生出一种交替性的公共领域，它不是由直接的谈话而是由机能性的障碍交流所限制。在《牙签》（2007）中，赵赵，这位80后最值得关注的艺术家之一，偷偷从艾未未的装置《碎片》（2005）中，片下一些木片，做成了一组牙签。从无用到有用再返回，赵赵不恭地将艺术品和牙具的功能相混。

这种对无意义和无效性的介入，与国家目前所号召的重任是不符的。邓小平曾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如今，“抓耗子”意味着挣大钱而不是搅大局。而中国政府现在也发觉，当代艺术家确实能带来金钱效应。但是，随着经济大潮的减缓消退，最终，支撑北京艺术界的力量靠的则是敏锐思想的长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