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艺术家达拉•贝恩堡与媒体艺术家科里•阿肯吉尔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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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做”是一个跟异皮士（Yippie，嬉皮士里的激进派）自由有关的左派标记，但到了九十年代，耐克都在冲你吼“Just Do It”，意思是每个人都得做点儿什么，都得动起来。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小汉斯让我为他的书写指示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六零后，交上去的是杰瑞•鲁宾（Jerry Rubin，美国左派社会活动家）开的单子，比如“做个美国人，每天吃汉堡”等等。我决定使用其最原始最古老的版本与你选择过去的电子游戏机有些相关的地方：也许我不断在过去中寻找是因为我也喜欢看到那些被人们抛到一边的东西——它们看上去已经报废，但实际上并没有。它们存在是有原因的，同时也可以被重新唤醒。我们没必要说这样的作品怀旧，但可以说它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它试图再造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东西。
Dara Birnbaum、《MTV Networks, Inc》1987、彩色录像截图、30秒。
CA: 技术发展实在太快，所以怀旧这个问题很难回避。第一代的iPod进入市场还没有几年，现在再用就会被人们嘲笑。但如果我穿一件二十年前买的Polo毛衣，没人会笑我。文化是按技术时间在往前跑，而艺术语境变化的速度就更难以预测。当你把技术时间植入艺术时间的时候，人们就搞不清楚什么算怀旧了。
但这又要回到我有两个彼此没有交集的观众群这一事实。比如，网上很多人都知道我的作品《比萨派对》（Pizza Party, 2004）。这是我和程序员Michael Frumin一起在Eyebeam Atelier写的一个程序。通过它，你只需要输入“比萨”，回车，就能从达美乐比萨店订比萨了。单就观众数量来说，这件作品远远超过了《超级玛丽云》，但我从来没听到过任何反馈，因为点击来看的都是些我不认识的人。
DB: 这很有意思，因为艺术界总喜欢按照是否具备批评价值来定位一件作品。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在Rirkrit Tiravanija烹调作品的基础上往前走了一步，目的是要在艺术内部建立一种社会分群。实际上，在这里我都能看到一丝小汉斯“做”的影子：我们都开始用这个程序订比萨，然后在艺术的术语系统里把它当成一件新作品。这时你就真的要问了：“如果这是你平民主义色彩最浓厚的作品，那么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展览有什么价值？”我们可以通过订比萨在艺术的框架内完成“做”的翻版。于是这件作品就变成了“做2”。但虽然这个翻版做得比较模糊，但整件事不就像鲍德里亚所说的吞下自己的替身然后又吐出来吗？这样的话，我们用来界定艺术作品的一切标准都不存在了。最后只剩单纯的吞咽动作，我们不断把摄入过多消化不了的东西吐出来，其中也包括艺术作品。
CA: 比萨吃太多了。我听说艺术圈外的一个人下载了我的程序，然后改编了一下用来订必胜客。
DB: 能不能说《比萨派对》和你的其他一些作品有黑客元素？
CA: 我可不是什么破解银行密码，进行政治密谋活动的电脑高手。我更接近于黑客较为早期的定义，即用软件完成一些聪明把戏的人。我改写程序，让它们技术上变得更酷，更有意思，然后重新发布。
DB: 我们过去把这叫做“盗取”。以前人们就是这么评价我的作品的。
CA:真的？
DB: 是啊。当时没有家庭录像机，更没有TiVo。
CA: 那拿到那些电视片段肯定很不容易。
DB: 的确不容易。我不可能直接拿到那些片段，必须找电视行业的业内人士，他们相信我的作品，愿意帮我弄出这些东西来。所以他们说我是影像“盗贼”。听起来很浪漫：“她就是从电视上盗取影像的那个人。”
也许我们两代人真正的差别就在这里。在盗用方面，以前不可能向媒体做出反馈。图像都是单向过来的，你没法抓住它，也没法让动作停止，或者使之转向，改变它的词汇或句法。所以我不得不采取些非法手段，从电视节目上“偷”片段，然后重新组装。而你的黑客作品几乎享有完全的获取自由——你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那些过时的图像和物品，对其进行重新定位。作为艺术家，我们的目标可能是相同的，但影响不同，定义不同。同样，我们的政治愿景也不一样。七十年代说我“盗用”图像的人到八十年代就会说：“她是在挪用，在解构。”再后来的说法是：“她从……提取图像。”过一阵子，他们可能会干脆说我是个小偷。（笑）
CA: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
DB: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这么做。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使用这个时代最普遍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来说是电视，对你来说就是互联网。
CA: 没错。我是从互联网进入艺术的；我现在做的事情也都来源于网络大众文化。最近我感到一些很聪明的项目只有在网上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不应该放到艺术语境里。当它们对线上观众开放的时候，效果更好。
DB: 这又回到了平行轨道的问题上，流行文化和艺术会不会相交。虽然可能是个永远不会实现的承诺，但你选择游走于两者之间。最重要的是，你在两个领域都很活跃。也许这样的游走使你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丝线索。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在七十年代末尝试通过变换语境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也许四十多年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通过变换轨道，我们也许能够避免两者发生冲撞或者防止它们相交——但我们展现了潜在的可能性，让人们看到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