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蒂亚斯·法尔德巴肯:《文化部》(局部)(2006),墙面丙烯酸颜料
我猜我在试图描绘异常与正常之间的亲缘关系,或者说找出两者之间的互动。艺术史当然充满了各种偏向极端的创作实例,而我觉得我的作品把极端主义冲动及自由形式与对极端主义的控制和机构化两者之间的张力完全调转过来了。如果要更具体一点,你也许可以说,我的作品对各种文化交换中的景观和奇观做出了高度暧昧的回应,而在这种情况下,极端主义或艺术创作的回应往往会试图消除,否认或颠覆奇观。我对塔利班“教育雕塑”(他们没收非法录像带,把里面的磁带扯出来,缠在路边的柱子上,作为“公共雕塑”,警示百姓)的重造就是很好一例。我不断寻找非奇观的象征,特别喜欢研究这类对奇观的攻击最后如何自己也变成了某种奇观。
当然,我知道这里面涉及到宏大的概括,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重点所在:我让久已无人问津的细节代表最广泛的概括,反之亦然。这是我“心不在焉”的创作方式中的一个方面,在我的文章里也可以找到(即使我的文字创作与视觉艺术创作之间有严格的界线)。到了某一点上,用宏大的词语和概念,用完全泛泛而论的总体观念也可以表达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最终催生出一种彻底呆滞,内向,迂腐,抽象的产品或态度。也许这种回应针对的是如下认识:说到底,大多数复杂状态都太大太宽泛,任何人的研究都无法将其穷尽。
—Matias Faldbak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