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表演

对家庭冲突的戏剧性夸张也见于其他地方，比如主展区以外的国家馆之一，内容同样精彩，参观者却屈指可数，与观众趋之若鹜的北欧-丹麦馆形成鲜明对比。新加坡国家馆位于大运河河边一个不大的仓库。楼上，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Ming Wong）用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老电影筑起了一个鬼影幢幢的世界。曾经一度繁荣的新加坡电影产业借鉴好莱坞类型片，并根据本地多民族共生的社会特点（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对其加以加工和改编。通过在录影串烧周围布置完全复古的剧场环境，再加上如假包换的艳丽海报（由新加坡最老一代的电影海报画家梁俊德创作），黄汉明成功地利用并重构了道格拉斯•薛克（Douglas Sirk）1959年电影《模仿一世》（Imitation of Life）的一个场景：非洲裔美国少女（原型由获奥斯卡提名的苏珊•科娜扮演）为了不让自己的非白人血统被发现，将生母驱逐出自己的生活以外。黄汉明延续了薛克电影里饱满的色调，同时把两个角色的身份换成了新加坡三大族裔中的两个民族。

在本届双年展的特定语境下，最能体现或契合文化差异的作品似乎都不可避免地借用了通俗电影里的家庭创伤情节。伯恩鲍姆在阐述制造世界这个概念时称，很关键的一点是“坚持个体的复杂性，更不用说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之复杂性”。 但个体和群体之间，还横亘着脆弱，作为过渡的家庭结构。透过那扇门，我们看到的是剧情电影留下的遗产，从薛克荒诞可笑的故事情节到英格玛•伯格曼严肃的悲悯。莫格林和德拉格赛特在他们的家庭戏剧场景里放置了一张从中间裂成两半的餐桌，连同桌上的一套陶瓷餐具也一分为二。他们用伯格曼为桌子命名，以向他令人沉思的家庭悲剧致敬。

讲述家庭故事的情节剧，如《模仿一世》，常常围绕遗传继承的主题展开，表现过去如何影响到现在。本届双年展充分证明，对艺术家及艺术界来说，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记录就是那份与生俱来的权利，既受到珍视又让人难以靠近。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份财产与后现代的自我反省并列置于表演层面。也许在收集这些线索方面没有人做得比乌拉•冯•勃兰登堡（Ulla von Brandenburg）更有效。她的装置作品《Singspiel》(音乐喜剧，2009)位于陈保罗和梅雷莱斯的作品之间。参观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由悬挂的单色帷幕组成的，迷宫似的小房间，帷幕颜色来自精神分析师马克思·吕舍尔（Max Lüscher）上世纪中叶用来判断性格特征的方法。人们最后进入一个更大的房间，里面摆放有凳子，设计风格是实用性的现代主义。远处墙上放映着十五分钟长的黑白电影，影片通过一个推拉镜头追踪貌似一家人的若干成员，记录了他们在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929年建造的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的房间和过道里做过哪些事情。

《Singspiel》将大多数使本届双年展实现高度连贯的主题集于一身。除了一系列入木三分，彼此间可以平滑过渡的个人像和群像以外，影片还赋予了别墅本身一种有机身份，使其成为在这个毫无暖意的跨世代团聚中一名无处不在的演员。最后，演员们聚集到别墅的花园里，并在一系列外观相同的凳子上落座，和装置中的帷幕差不多的幕布在他们眼前徐徐打开，幕布后是他们中的三名成员正在进行冯•勃兰登堡影片和行为作品里常见的雕塑剧表演。整个过程没有对话，只有移动的摄像机耐人寻味的警觉。但中间插播了一首旋律伤感的歌，用温柔哀婉的童音唱出，演员们则配合歌词做口型。

唱歌的是艺术家本人，她同时也是词作者，劳伦特·蒙塔龙（Laurent Montaron）为神秘的歌词配写了旋律。《Singspiel》一方面浓缩了伯恩鲍姆本届双年展的主题，一方面通过声音的媒介扩展到作品以外，以催生萨拉西诺的大网所强烈暗示的连接性。歌曲从冯•勃兰登堡令人着迷的配景里飘散出来，富有感染力的声调和旋律加强了两边展场中也许最值得赞赏的策展线索。如果说冯•勃兰登堡抒情的音乐对话与Jackson Pollock Bar尖锐的双簧表演风格上相隔甚远，那么我们可以说，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均承认了艺术界的每一种实践都已服从于记录作为表演的原则。

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是纽约大学美术学院现代艺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