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卡斯特那：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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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R.古根海姆在广场酒店的套房内部，纽约，约1937。

摄影：所罗门R.古根海姆基金会，纽约

最近在五月初的一天，我的收件箱在几个小时内就先后收到两封电子邮件，它们的内容都平淡无奇——一个展览的开幕和馈赠给一个博物馆的艺术作品。但是同时，这些邮件也让人无意中发现当今艺术世界的充满魅力的变化不定的一面：私人艺术收藏者与公共艺术机构所共享的复合体，虽然有时这并不容易。

第一封邮件是关于布兰特艺术研究中心基金会（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的开幕，这是一个由苹果仓库改造而成的私人博物馆，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我在几周前见过它的赞助人彼得•布兰特，当时他正在准备该中心的周年庆，他请厄尔斯•费舍尔（Urs Fischer）在它华丽光滑的地板上打了一个巨大的洞。该中心的第二次展览就是费舍尔的个展，它由建筑师理查德•格鲁克曼（Richard Gluckman）设计，2009年对外开放，拥有9800平方英尺的美术馆和图书馆。该中心向公众开放，并且可以免费预约，布兰特解释说，这个中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这个63岁的收藏家一生的梦想，他从小就喜欢想象如果住在“博物馆顶上”会怎么样，不过最后住在博物馆对面也不错。

第二条消息是来自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纽约）的，消息称女继承人和慈善家艾米丽•费舍尔•兰度已经决定从她那极富盛名的现当代艺术收藏中拿出350余件作品，捐赠给博物馆。89岁高龄的兰度是大地产商马丁•费舍尔和服装制造商谢尔登•兰度的遗孀，她从事艺术收藏已将近半个世纪（她还拥有自己的展示空间，并免费对外开放，它位于纽约长岛，由一座工厂改造而成，自1991年以来已展出作品1500件）。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这件礼物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的时刻降临，因为据传博物馆的董事会正身陷于一场关于着手在曼哈顿的海蓝公园一带建造二期工程的辩论中，该工程斥资7亿美元左右。

不过董事会的政策和纽约地产还是激发了兰度馈赠艺术品的兴趣，这些艺术品价值达5千万到7500万美元，这使得惠特尼博物馆意外地发现他们可以通过长期合作的伙伴和支持者来免费扩充自己的收藏。这项无比慷慨的馈赠显然是成就该机构梦想的原材料，正如私人博物馆似乎就是用来向公众再现一位私人收藏家的活动，并将其神化。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两个梦想——以及二者所理解的“公共性”的概念——是和谐统一的，还是（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地要互相排斥的。

美国第一所公共艺术博物馆是1844年在哈特福特开放的华兹沃斯艺术博物馆，用来展示丹尼尔•华兹沃斯（Daniel Wadsworth）的收藏。从华兹沃斯艺术博物馆，到所罗门•R•古根海姆正在建设中的“博物馆”（位于他在纽约广场酒店的套房内），再到惠特尼博物馆——它是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婉拒了她提议捐赠的五百件私人收藏的作品之后建立的——当今任何重要的艺术机构都是由私人收藏发展而来的。一些如洛杉矶的J•保罗•格蒂博物馆（1954年在马里布一座牧场式平房中建立）的艺术机构，在几十年后都已经变得规模巨大且极富影响力，几乎完全脱离了它们早期的形式。还有一些如费城附近的巴恩斯基金会，多年来都依然保持着其重要地位（也不为争议与博物馆时代的变化所动）。

费舍尔•兰度艺术中心内部，纽约州长岛市，2005。左图是安迪•沃霍尔所作的《艾米丽•费舍尔•兰度肖像》（1984）

如果说关于私人博物馆的概念，历史上已有许多先例，那么今天由收藏者成立的艺术机构则是当今时代的独特产物。当然，即使是最传统的公共文化机构都得益于私有资源，依靠资金雄厚的个人们的活动通过董事会或者相关组织来维持。然而，即使博物馆空间中的公众与个人之间的交集再小——它们得以维持的结构都很复杂，其中包括联邦、国家、城市实体，所有形式的公共与私人基金会，以各种方式进行的私人集资（他们的确也因此享有为美术馆冠名的荣誉，成为美术馆的管理者或者担任管理者职位），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的馈赠与贷款方式——在博物馆外部，其作用与影响也有共通之处，因为精明老道的收藏者会利用日益谨慎而成熟的方法去挑选合他们口味的赞助项目。随着私有资本的涉及范围的扩展与流动性的大大增强（在跟公共保险作比较时更为明显），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关于政府与非政府因素在通常被认为是公民责任的体制发展过程中的相关作用的论调的不断加强，当今一代的收藏者们已经支配了某种范式的转变。除此之外，公民的文化参与不需要局限于经过时间考验的管理阶层与捐赠项目，而是可以围绕着类似于公民的新型实体来展开，这些新型实体和传统博物馆一样，其服务目标是一致的（即使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