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的纪念: 克拉拉•利登的创作 （KLARA LID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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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利登，《诡异的操纵》，2007年，艺术家斯德哥尔摩公寓的所有物品，展览现场，伦敦蛇形画廊，2010年。

《总是在别处》里的时间性无处不在——废弃的广告牌、过去行为的记录、“死而复生”的幻灯片。换句话说，尽管题目暗示了一种地点上的持续位移（全球游牧艺术工作者，永远在路上），作品本身也无法完全以一种时间或空间的方式呈现。（那种“你必须在场”的行为表演或重演，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利登再度分解了艺术生产和流通框架，在其网络中引入与功能性如此复杂的关系，如果这件作品下次以完全不可见的形式展出，我也毫不惊讶。

我在看利登在蛇形的展览时，就已经对她作品中内在的沉默质地深感着迷。一个朋友跟我讨论时提到了罗兰•巴特的生前倒数第二场讲座“中性”。巴特认为，中性是破坏西方文明内在二元对立逻辑的第三种元素。“众所周知，言语，言语的实施，与权力问题紧密相关，”他写道，因此“中性＝提出沉默的权利——一种保持沉默的可能性。”读到这里，我感到很高兴。我想，我应该就此永远闭嘴。只有这样，才能“逃出”目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困境：每个人都变成了消费者，用美元“投票”，多数人都无法依照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生活（那些挡不住的中国进口商品、常旅客里程积分、手机电池、滥用的毒品）。但是，任何把沉默当作“立场”依赖的态度同样不可取。正如巴特所言，这样的沉默“将自身浓缩为一个符号（也就是说困在了一种范式里）：因此，中性意味着避开范式，最后必将非常矛盾地尝试超越沉默。” 这就是重点所在；把沉默当成一种策略意味着承担使其陷入流俗的风险。这一点让我想通了利登为什么总在改变作品的形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追求新颖，而是对避免凝固为单一形象的又一次（徒劳的）尝试，是为了避免成功运用艺术当前的流通模式：艺术博览会，三十岁艺术家的中期回顾展，无休无止的驻留项目⋯⋯所有这些出现在她履历上的事件都标志着她越来越成功，越来越合法。她努力使自己不落入其中任何一个流通渠道，以此尝试（并未能？）超越体系的凝固。

克拉拉•利登，《总是在别处》（局部），2010年， 广告牌海报、幻灯片投影，展览现场，伦敦蛇形画廊。

我从蛇形画廊展览上带走的两幅心理画是空白、静止的。这些广告牌“绘画”的美毋庸置疑；看到第一眼，我就希望能拥有一幅。在破坏公物的行为（偷旧广告牌违法？）和艺术的独立性（啊，单色画）混合中，暴露、消除并覆盖景观文化令人心智麻痹的噪音，如此相当于浓缩了朋克与现代主义，也让我这样一个长在八十年代（那时人们仍然相信艺术与批评能够带来变化）的女孩感到兴奋。但利登是在9／11事件之后才进入艺术院校学习。看她的作品，你会意识到，二十世纪艺术的乌托邦理想并不是关键所系。利登给出的空白和无声与其说是批判或解救之路，不如说是条件；与其说是规划，不如说是既定事实（缩减、回收、再利用）。在她的作品中，我感觉到一种心照不宣的承认：一切都已结束，当一名艺术家不过是又一种求生的方式，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现实里的生存策略。

另一方面，利登对静态的重新诠释也许能起到稍微不同的作用。她的“幻灯片”看上去极似模拟电视机无信号时的雪花屏。这让我意识到，这种静态正是数字时代缺少的东西之一。毫无疑问，信号不好或信号故障在今天也经常发生：只需想想手机里模糊不清的图像和声音，拖沓的网速和时断时续的Youtube视频。但拿着手机等待似乎永远无法完成的下载和沉浸于古老的电视图像故障（满屏跃动的光影，伴随着白噪音），两者的体验之间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异。对我来说，后者连接着过去的时光，那时我完全相信艺术的救赎潜能，这种潜能不是超越性的，但是只想另一条道路、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利登临时制造的静态挡住了我的笑声，让我看到一线光亮，也许可以称之为希望吧；它让我从视觉和认知上慢下来，所以观看作品时，我感到的不是技术延迟带来的绝望，而是一种对内部认知时间的调整。我得等自己赶上图像的节奏，而不是等图像赶上我的节奏。利登的静里包含着一种弥散的能量，这种能量远远不是不可改变或无法移动的。

她的作品一直以细微但持续不断的努力，尝试战胜艺术在当今时代的速度和密度。所以，不管多么阴郁，她的展览还是成为我在2010年秋季所有艺术博览会上的解毒剂。

“克拉拉•利登个展”今年5月14日－10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展出。

海伦·莫尔斯沃斯（Helen Molesworth）是波士顿当代艺术馆首席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