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毛晨雨谈“荔枝姑娘”

毛晨雨,“荔枝姑娘”展览现场,2018.

继2016年展出“荔枝姑娘”项目第一部分后,毛晨雨近期的同名展览是围绕这一民间人物的第二次创作尝试,也被艺术家称为“绿幕写”。这次对于毛晨雨来说,与其说荔枝姑娘是书写的对象,不如说她成为了一种书写的方法,是艺术家对于“成文(written)”的记忆书写方式的反思。这个展览包括一部“待定”的散文电影、装置组群、“谷纹”绘图,以及一些现成品文物等元素构成,与毛晨雨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以及他长期的“稻电影”项目共同构成庞大的知识网络。位于亚洲当代艺术空间的展览“荔枝姑娘”持续至10月28日。

这个展览是一个非常临时和即兴的平面。是第一次用装置的语言来进行叙述。我在制作这些物件的时候,把它们放在整体空间来看,比如第一部分我希望做成一个洞穴的感觉,有灵动的、感性的东西在里面。2015年以来,我对展陈空间的理解从懵懵懂懂到现在能够把展览做得比较干净,这一次我希望创造出让观看者第一时间就能够感受到的信息。我想在空间里构造情境,最后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厅,第二部分是绿幕电影,第三部分是一个绿幕概念的陈述:关于记忆如何在有刻度的时间中被描述。二楼的绿幕装置是一个身份政治的问题。荔枝姑娘的十二个物件是来自不同的历史时间段,像器官一样构造了她的身体。

这个展览中我埋下了三个线索,不是要收回什么,这些都只是开端。第一个是“绿幕写”这个概念,第二个是谷纹作为记忆的符号形式——谷纹是玉器研究里面的一种象征丰收的符号,第三个是松香——在地质年代里面成为记忆的材料,它是琥珀的矿石。

从银川双年展开始,我想主动改变我参与叙事的方式。最近两年想要去做变动的意欲很强烈,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继续调整视角,但是这次我是这样做的:把自己放在其中,把我看待荔枝姑娘的角度,也搅浑到整个作品装置里面。我不能清晰地说出我能看清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以前在处理自己的位置时是模糊的。我现在反思16年《荔枝姑娘》那个录像觉得里面有很大的危机,有一些把主观性强加在对材料的使用上。现在我把自己投进去,而不是做线性的历史叙述,反而感到很轻松,回归到荔枝姑娘所在的场景与当下之间连接的想象。

这里展示了一部“没有发生的电影”,它好像拍完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拍。有时候我觉得电影都不需要拍,梦境里都做完了。那部电影我做得非常粗糙的,只用了两天的时间把它搭出来,到展览最后一天我还不知道这个影像在展览中扮演什么角色,到底是将展览中的线索勾连起来,还是自身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作品。我最近租了一个工作室,希望在里面搭一个绿幕场景。这次绿幕只是作为线索,之后我会直接用到抠图技术,使“绿幕写”由技术本身发生,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隐喻。

我现在对传统样式的电影的欲望非常不强烈。传统的电影语言很容易走入套路或者惯性。我觉得独立电影总体领域没有跟上今天当代思想的界面,特别是阅读。我们的视角与我们的阅读界面有关。我逐渐开始梳理之前到底做过些什么,我之前在很模糊的状态中做了很混沌的事情。我以前做展览非常疲于应付,现在无论是在公共展示还是在叙述角度上,我更能够找到自己的主体,而不再依赖于外在的系统结构。之前我总感觉自己像材料供应商,不断地提供内容,材料拼贴。当然在这种清晰化的过程中也会谨慎一种固定化、体制化的倾向,我不希望自己被阅读的方式确定下来。

我最近引用了几个美国人类学家的论述。以前常看欧陆学者的写作,但最近我觉得英美系统更有活力,更吸引我,改变了我的阅读方式。比如安娜·青(Anna Lowenhaupt Tsing,又译罗安清),她非常漂亮地提出了“废墟上的多时间性”,再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还有伊丽莎贝·波维内利(Elizabeth A. Povinelli),这几位都是女性。地质本体论(geontologies)是波维内利200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国内有时翻译成“地理本体论”,地理涉及到社会人文层面,但我觉得翻成地质本体论更确切一点,这样一来把气候危机和栖居的概念彻底搅浑了。我们一直以为地球的栖居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之上的,实际上我们应该去中心化,去掉人类中心以后我们就不用担心未来的问题了,地球的未来不过是地质过程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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