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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的起源

左:《热切的渴望:摄影概念的诞生》;右:路易•达盖尔,《静物》,1837年,达盖尔银版摄影。法兰西摄影协会,巴黎.

摄影所需的化学和镜学原理在1725年左右便已经成熟,为何摄影术在百年后才被宣布诞生? 在巴钦看来,摄影的诞生并不是个人奇思妙想的结果,而是伴随着1800年前后欧洲历史和文化发生的一场彻底转变才得以出现的——摄影的发明既与其概念、隐喻的产生相一致,也同其技术相吻合。

二十年前,当学界还时不时陷入摄影发明者之争时,新西兰艺术史学者杰弗里·巴钦(Geoffrey Batchen)针对摄影史和理论的学术成果《热切的渴望:摄影概念的诞生》(Burning with Desire: The Conception of Photography)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付梓。在针对大量与早期摄影实践及文化有关的材料进行研究之后,巴钦运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谱系学以及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所提供的历史批判模式,提出了一种用后现代主义探讨摄影的方法,试图重写传统意义上关于摄影概念起源的历史。

本书的写作可以追溯到1984年,当时年轻的巴钦还是纽约惠特尼美术馆罗宾斯坦独立研究项目的研究生。时值后现代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其追随者试图为艺术在哲学或政治方面提供新的阐释契机。巴钦一方面从如罗恩·克拉克(Ron Clark)、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等艺术史家与学者处获得启发,对摄影的政治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则受到活跃在西方摄影批评领域的理论和艺术家,如约翰·塔格(John Tagg)、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和维克多·布尔金(Victor Burgin)等著作的影响,开始在理论框架下思考相关问题。

《热切的渴望:摄影概念的诞生》共包含了“身份”、 “概念的诞生”、 “渴望”、 “图像”和“方法”五个章节。巴钦基于20世纪70年代摄影在英美艺术界再次发展的现实与背景,在全书一开头便向读者揭示了关于摄影历史和本体身份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后现代主义者(塔格、塞库拉、布尔金)的观点认为摄影的本体是由其文本所决定的,而形式主义者(格林伯格、巴赞、沙考夫斯基)则根据媒介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来识别和评价摄影。巴钦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切入点,接着转向了历史起源问题。

巴钦在第二章中追溯了摄影术发明之前数个尝试“想象”或通过化学实验将“转瞬即逝的影像”固定下来的例子,例如一位著名陶瓷匠和实业家的儿子托马斯·韦奇伍德在18世纪最后几年间进行的实验。很明显,巴钦在此跳出了传统摄影史书写中有关创始人身份、合法性以及诞生时机的争论,而是利用福柯考古学的方法,尝试揭示摄影话语实践的规律性,即“摄影在哪一个时刻从偶然的、孤立的、个体的幻想转而成显而易见的广泛的社会诉求。”

巴钦认为,19世纪20-30年代 “原始摄影师”(proto photographers)对摄影产生的渴望和心声普遍存在于欧洲的文化话语当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在本书第三章中,巴钦进而针对20位原始摄影师所表达的渴望中所涉及的各种概念(大自然、风景、暗箱、时间),以及这些概念本身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危机进行了审视。第四章继续考察了这些渴望在图像上的体现,巴钦在此检验了一些与摄影的历史身份密切相关的、被认为是摄影起源的“最早的照片”,包括丢勒的版画《描绘人体的绘图员》(约1525),约瑟夫·怀特的油画《科林斯》(1783—1784年),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幅照片、由尼艾普斯所拍摄的《格拉斯窗外的景色》(1827年),以及希波利特·巴耶尔具有多重隐喻的《溺死者的肖像》(1840年)等等。

本书的最后一章又回到后现代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摄影观的话语之中,并运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讨论了后现代摄影理论的局限性。伴随着后摄影时代其与其他媒介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的现实,巴钦在文章尾声部分通过一系列摄影同绘画、雕塑、表演、装置以及电影相互关照的例子,表现出他对“后摄影时代”到来的不安,以及人们对摄影作为自主媒介的死亡的忧虑。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描绘人体的绘图员》,约1525年,木刻石板。柏林国立版画博物馆,普鲁士文化遗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本诞生于后摄影时代来临之际的著作,依旧能够看到巴钦的后现代摄影理论对当代摄影以及视觉文化研究领域持续发挥的重要作用。

首先,巴钦在此书中将摄影从“第一人”及其技术的争论之中解放了出来,将它的发明与哲学、观念结合在一起,尝试找到解释其复杂诞生时机的方法,最后形成了一种融合政治与历史因素的思考脉络,为学界提供了一种讨论摄影史的全新形式。《热切的渴望》是20世纪以来针对摄影起源的书写中最具开阔性的一次尝试, 对于日后的摄影史及理论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自该书出版至今的近20年间,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大量论文和出版物对该书中相关文本的援引,更能从中瞥见后来者对于巴钦思考和研究范式的延续。

其次,作为较早运用后现代理论来思考并指导摄影研究的学者之一,巴钦继编撰《摄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视角》的法国历史学家让克劳德·勒马尼与安德烈·胡依之后,对后现代摄影理论做出了较为清晰的梳理。整本书的写作亦体现出其对于福柯、德里达等学者思想的继承与灵活运用。在甚为清晰的全书结构中,巴钦始终围绕着摄影在当下的争论和机遇,通过深入浅出的文字带领读者在历史与当代之间穿梭。

最后,在此书基础上,巴钦在四年后出版了另一本重要的摄影理论著作——《每一个疯狂的想法:写作、摄影与历史》(Each Wild Idea: Writing, Photography, History),该书由《热切的渴望》延伸而来,从不同的语境和来源中挑选出来的文章被按照摄影史发展的顺序融汇成某种连贯的叙事,旨在将读者从主导摄影话语的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倾向中解放出来。

时至今日,摄影在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到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展会和拍卖市场之中,一方面形式主义的话语依旧占领高位,左右着摄影作品的推广、销售和收藏的市场;而另一方面,后现代摄影理论的追溯者们不断对体系进行批判,试图将其从业已僵化的媒介属性认知中解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热切的渴望:摄影概念的诞生》中文译著的问世或为存在理论断层的摄影界带来一种“新”的观点,帮助读者摆脱对于“大师”的迷恋,重新认识摄影及其多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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