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COLUMNS

  • Last Dance

    每次前往台北当代艺术中心(TCAC),我总是习惯从旁边的小巷子穿出,猜看看转弯时会看见什么人聚集在门口。今天也不例外,正要往门口走去,和林明弘坐在骑楼吃面的杨俊突然大声地叫住我。即使不久前才碰过面,他仍一如往常地用他特有的方式问候:“嘿,怎么样?”闲聊几句后,我穿越门口拥挤的人群走进去,先碰到平常忙得见不到人的邓兆旻,然后又被迎面走来的Frankie(苏珀琪)向外推,边推边念说快去跟隔壁面摊老板点餐,别让他们无聊,今晚餐点都是TCAC买单。

    2月27日周六是台北当代艺术中心(TCAC)十周年新书发表会及熄灯不道别晚会,两天后,历经过三次搬迁、最后落脚于大稻埕的TCAC将正式结束营运。2008年,杨俊在台北双年展时提出了“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台北(提案)”的构想,他使用花博公园里的一座蓝色小屋作为临时办公室,欢迎所有人前往,无论是关于艺术创作的讨论,还是对于文化政策的批判,都可以藉由这个空间发声。只不过展期尚未结束,这小屋就被北美馆为配合其他政策而提前拆除了。为了延续这件被提前中止的作品计划,杨俊再度找来许多朋友,包含徐文瑞、陈界仁、姚瑞中、林宏璋、崔广宇等当时台湾艺术圈的“大人物”,把这群人关在饭店里开了几天的会议讨论,继续推进对于一个当代艺术中心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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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饕食症

    从顺德回来后,我厌食了。

    每天饭点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抗拒的情绪——不知道是因为北方冬天食物的贫乏,还是因为连续不断的雾霾,又或许是因为在疫情中”自肃”。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已经习惯了主动将生活在一个向量上极端化,把选择一再减少,理所当然地禁锢着自己的生活。每天起床、打开电脑工作和上网,我的饮食方式也随着生活方式一再简化,几乎一直都点着差不多的奶茶和外卖。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坐在去往广州的飞机上整理手机相册时,我才想起来,2019年的生活真的不是这样,而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

    我顺德之行的目的地是和美术馆。此次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万物静默如初,世间并非你所见”的论坛,是因疫情延迟、由冯博一主策划的“世间风物——和美术馆启动展”的延伸。乘车从广州抵达顺德时已经是傍晚,我们就突然驶入了一片颇为现代化的城区,许多发光美食招牌突然突然出现在眼前,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作为背景。即便是在这样浓郁的商业氛围中,招牌上的“手摇柠檬茶”、“海鲜”、“姜撞奶”等等字眼仍能让人浮想联翩,我和一同来参加论坛的朋友不约而同地赞叹:“不愧是顺德!”虽然名义上是来顺德工作,但是内心多少都留有一点小私心来见识这里的美食。2016年播出的《寻味顺德》纪录片让顺德美食家喻户晓。2019年《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说到“顺德从旅游客源地转向目的地”,而美食正是很多人拜访顺德的原因。我第一次听到顺德的名字,是若干年前刚进入艺术圈时在上海的一个开幕饭上,画廊主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认识的顺德厨子。艺术圈开幕饭私人又神秘的场景和画廊主看似内行的讲述方式,让这个陌生的地名有了一种非常“私人定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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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形迹可疑的人生

    是谁在这漆黑的夜里,

    仍徜徉在人造的星光之下?

    是不是,又要去牵连那些无辜的小妹!

    你快走吧,

    快走吧,

    快点回到你的堡垒。

    带回打烊前的最后一杯美式。

    在黑夜中注入三次开水,

    待到十二个小时之后,

    再次迎来那迷人的朝霞。

    潮白河冰面上的雾气升腾了,

    而我在窗外两栋楼之间的缝隙中,

    也看得到。

     

    2020年12月18日

    大概凌晨四点多才睡着,早上8点38分接到三河疾控中心的电话,告诉我需要集中隔离,他们似乎是才接到了北京方面的“密接协查函”,因为在昨天晚上,北京有了第一例关联性的本地确诊。

    我在电话里向疾控中心的人详细描述了我和确诊病例的接触过程,试图让对方相信我的“密接”没有那么密切,妄图逃脱集中隔离。没想到对方突然来了兴致,让我把所有过去几天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情都详细地复述了一遍。于是我从北京开始一路讲到了河北,但他们对于我在北京密切接触过的“七八十个开会的人”兴趣不大,他们的重点落在了我从14号清晨5点回到三河市后的行程,我对着我不长的账单回忆起了一切,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25分钟。

    随即我被告知:集中隔离是必须的,强制的,并且是立即执行的!我需要马上打包并呆在原地。我问:那我能自己走出小区么?答案是:不行!你走出去的时候还有接触别人的机会,你所在的环境也需要做彻底的消杀!挂掉电话后,我觉得我已经确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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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害的概念

    12/17 小邓

    接到一个朝阳区疾控中心的电话就进入了“in limbo”的状态:不能出门,不确定自己是否在某种控制范围中,不确定是否感染,不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

    没有什么比朋友Y发我的这张图片更不确定了。Y被告知自己与那位确诊病例——姑且叫他小邓,拥有一个称呼才与我们和他的“密切”关系有匹配感——在店的时间有重合,因此同样喜摘“密切接触者”的身份;于是虽然我很久没有与Y一起吃面(那天我们是分别前往面馆),曾经有一阵我们经常一起吃面,没想到今天吃面又把我们系到一起。Y找到一张当时他拍下的照片,这张照片要不是成为了唯一“目证”,可能永远不会被这样观看吧。因为小邓是一个人去吃面的,所以不是面前这桌中与两位女士共餐的男士,我们都觉得照片左侧边缘的这位眼镜兄,与右边刚取完面背对我们走路的老兄,目测都不止27岁(新闻里小邓年龄)。于是只剩下一个目标了,右前方餐厅深处阴影中独自吃面的那位,我们锁定了小邓,就在这张照片里,确定无疑!我们见到他的模样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密切接触者”。

    Y变成了时间侦探,像法医一样对自己的记忆展开解剖。他翻看自己的支付记录,几点几分他支付了这碗面,几点几分在下个目的地买了烟,这中间的差减去高德地图告诉他这段路程需要的行走时间,得出结论他吃面只花了七分钟,因此被感染的可能性不大。这些数码指纹,简直是记忆解剖的手术灯,照亮一切可能被遮蔽的细节,也是流行病调查的福音。然而看似无孔不入的防疫控制,原来身处其中的时候有的只有漏网之鱼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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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谨慎庆祝

    戴上口罩的互动让艺术圈的社恐患者们感到轻松很多——至少不必再绞尽脑汁地去想聊天的开场白。但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戴着口罩的大家也没有那么难辨认。过去的一周,我醒着的时间要么是在搭出租车,要么就是混迹于各种开幕。上海的艺术活动遍布城市各处既有好处也是灾难,像我这样的艺术周参与者必须每天跨越这个巨型的城市,试图辨识出现在和去年11月的不同之处。当然,一切都变了。

    第13届上海双年展虽然推迟了,但还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行了小规模的启动仪式,策展团队贡献了一场奠定基调的解读双年展主题“水体”的论坛。第一阶段称作“湿运行”,主要的形式是讲座和小组讨论——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的Zoom活动,议题涉及“水体”作为艺术哲学、生态思考、社会组织、生命政治等等。讲者们的居家环境被投影在PSA大厅里一块巨大无比的屏幕上,空间中的自然回响模糊了讲者们被放大的声音。这一场景体现了在疫情时期重建艺术公共性的难处,因为置身“公共场所”就意味着接触传染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六个月时间里,直到2021年4月实体展览开幕(不出意外的话),双年展都将以这种“环环相扣、渐趋增强”的方式运作。

    11月9日,周一,浦东出现了一例新的确诊病例,距离上一次出现本地病例已过去了好几个月。大多数场馆因此加强了入场检查:体温、“绿码”,有时还要身份证。接下来的几天又多了几起新的病例。关于本地传播链的猜想成为了聊天的素材——无论是在理发店还是在某个开幕后的两百人晚宴上,我都听到了这样的闲聊。这样的场景似乎可以成为某个灾难片的完美开场镜头,只不过我们早已置身剧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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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术馆之夜

    “你好呀好久不见”,“啊我刚到,你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些或长或短,饱含浓重或曲折感情的问候语从无数张嘴里吐出时散发的二氧化碳充满了美术馆灯光明亮的大厅,走进去就意味着要做好准备,深呼吸,保持微笑,一头扎进这片氧气稀薄的海洋,同时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一部分排量。不知从何时开始,像点样子的展览总会以这样的前奏曲来宣告“开幕”。展览规模越大,人气越旺,这前奏也会相应地更加热烈绵长。在南京新成立的私人美术馆——金鹰美术馆的开馆晚宴上见到的几乎都是从外地连夜赶来的同行——重逢的愉快、惊喜与和谐在此情此景中翻了倍,当然,前提是你能成功地忘记自己是深度社恐患者这一残酷的现实。

    可是干嘛要纠结于现实?难道环绕身边的一切不就是现实?新的美术馆,更多的展览,更棒的空间,可期的人流和票房,热闹的宴席和社交,好像艺术原地有了信心,甚至能一扫疫情带来的阴霾。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对,那一定是内心秩序维护没有跟上,或者类似深度社恐这样的感觉盲肠还没有割干净。然而此刻,在距欢声笑语几百米开外的黑暗中,艺术作品正静静相对,同喧嚣的白天相比,夜晚似乎更适合它们,何况人类又不会白白为艺术点灯。它们真幸运,不需要说话就可以存在,可是人却不是总能向自己创造的东西学习……我找了个空档溜出来,尝试在黑暗中重新接近它们:展厅最前端是毛焰的一排大大小小的新画。在宣纸上密密排布一圈圈一层层极细小的笔触,最后仿佛在墨底上组成了一个一个彼此相连成群成片的环状负形,让人忍不住猜想,艺术家之前那些结构重复的肖像画其实源于同样的灰调子游戏及其伴生的纯粹愉悦。中央展厅的仇晓飞的两幅大画被分隔出若干区间,形象在每一个区间生长出类似复调的感性逻辑,挑战人的视觉在棋盘一般的平面上能同时处理多少想象的路径,这几乎复现了人脑中浮现的瞬时切片,它会不会也具有自己的心智?比它们更大的是林科的巨大电脑绘画(六米长,十米高,由二十块拼接而成),图画背景据说来自南京的天空。似乎到了这个份上,美术馆真的变成了乌托邦,很难想象还有哪里能够容许这么大的一块数码印刷桌面毫不客气地宣示自己的顶天立地,也没有什么比这种富于幽默感的庞大体量更能让人看清数码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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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2020还将持续很多年”

    “声嚣剧读节”是由几位青年戏剧创作者共同发起的项目,今年是第三届。不过今年的状况尤其特殊:剧场演出行业因新冠疫情导致休克长达9个月、目测在未来不短的时间内还会继续造成重创;此次的活动也离开了剧场空间,进入美术馆,“声光电服化道”被压缩到最简单的形式,这反而令舞台效果变得更加灵活多变。在一个仿佛所有人都时时刻刻守在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微博首页准备“发声”和“反思”的世界里(大量的线上对话、直播讲座,第一时间译介传播着哲学家、学者最新见闻观点),我特别渴望看到真正近身的“创作”,可能这才是对抗人类遗忘本能的最佳途径。

    独立戏剧创作所面对的各类审查压力相比于当代艺术有过之无不及,可好在他们都是天天与故事和表演打交道的艺术家,“剧读”的形式又进一步褪去演出自带的后台支持工作,把故事核心直接推到观众眼前。去年我本以为会看到几个人围坐朗读,结果发现根本就是看了一场带稿版的正经戏。后来跟联合策展人陈然聊了聊,才知道这是“声嚣”给自己设定的高标准。今年的“马拉松”展演形式是从下午一点到晚上十点连演10部短剧,每部戏结束后有15分钟换场,同一个人往往在不同作品里扮演编剧、导演、演员三种以上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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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怀疗法

    9月3日是尤利娅·施托舍克收藏(Julia Stoscheck Collection)的杰里米·肖(Jeremy Shaw)个展的开幕,这也算是今年柏林艺术周和双年展正式开始前的预热。因为疫情防控措施,开幕当天JSC门口不可避免地排起了几十米的长队。今年的艺术周不能像往年一样随意,想要进入各个画廊和机构必须先出示时段预约证明,填写供防疫追踪用的个人信息表,戴好口罩,消毒双手,备好自己的耳机或是拿上一次性耳机罩。作为今年欧洲少数能够成功举办的实体艺术盛会,这也是自由散漫惯了的柏林观众在规则上必须做出的一点妥协。

    杰里米·肖的泛虚构影像作品“量化三部曲”(Quantification Trilogy)触及的主题似乎为今年艺术周的氛围提供了一个浓缩而富有启发性的铺垫:对身体近乎仪式性的关注、“返祖”的媒介与信仰、边缘社群以及群体关怀。三部曲之一的《阈限》(Liminals,2017)以伪“真实电影”(cinema verité)形式记录了一个边缘社群的日常练习:他们试图通过从瑜伽体式到重金属式摇摆甩头等“宣泄”动作来划破现实屏障,进入实体与虚拟之间的精神空间,从而拯救未来已丧失信仰的人类。这部影片精确地点出了贯穿今年艺术周各类活动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处理自己和群体的身体,如何摆放“不合时宜”的自己。毕竟,经历了前半年的物理隔离和封锁,几乎所有人都对因长久无法出门而日渐疼痛或麻木的身体和精神产生了全新认知。从这种状态来看,此次艺术周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挑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尝试提供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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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忆往昔峥嵘岁月愁

    虽然整个过程不乏尴尬,但所幸“菠萝王子”并没有因为一次直播变成“菠萝油王子”。或许恰恰是因为其尴尬而非娴熟,才让这场听上去让人又期待又嫌弃的直播变得比较可以忍受。当然,也真的有人看得欢乐不已——“美貌+智慧=壮实,哈哈,哈哈!”并不断在直播间送出飞吻。这种充满爱的反馈毫无疑问来自胡向前的熟人,十有八九也是八分之一法国血统的美女作家(参考自百度百科)杨好的熟人,总而言之,艺术圈中人,而非那位个子最高但脸蛋儿最难记住的小明星的粉丝——据本次直播拍卖“多余的画廊”组织者尤洋在朋友圈发来的实时报道,确实有数位木子洋的粉丝亲临现场,在户外“非常有素质”地关心自己的偶像,不过看照片人丁并不十分兴旺。不过直播观看人数上百万这种数字显然不是(还不是)当代艺术圈的常态,在连拍卖过百万的消息都变得越来越稀少之后,文章点击量过千的已经是重要人物,过两千就可以算一夜成名,当然了,除非你愿意购买流量,瞬间冲到破万,然后宣称这也是一种“行为”(想起1994年春节晚会上黄宏那句“生旦净末丑,是谁谁明白”——顺手一查,94年春晚的时候这位木子洋还是个襁褓婴儿)。那位“哈哈,哈哈”的朋友断言,以后艺术家跟网红绑定肯定是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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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团结互助

    今年,巴黎的春天在隔离中被彻底辜负。从5月11日开始结束隔离到逐步解禁,目前法国每天仍有上百例新增病例,然而咖啡馆、公园、电影院均已重新开放。一方面法国人民的生活似乎某种程度上有归入正轨的迹象,另一方面,仍有大部分人在家办公。以法航为代表的企业普遍亏损严重,经济仍待重新振兴。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法国经历了黄背心运动、退休改革游行;疫情稍平息之后,法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就恢复了自己跌宕的变化节奏:第二轮市政选举,执政三年的总理Édouard Philippe卸任现职回到自己的家乡做市长,法国的医生和护士上街游行要求提高薪酬,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原定于5月份,后改期为7月2日到7月5日的巴黎画廊周是疫情以来的第一次画廊的集体亮相,可以说是艺术市场亟待的一场迟到的春雨。巴黎画廊周史无前例地聚集了多达60家画廊,散布在巴黎的玛黑区、8区、左岸Saint-Germain-des-près以及位于巴黎Pantin-Romainville郊区的新画廊区。3号这天,我从巴黎左岸出发开始画廊参观。老牌画廊Vallois为了和画廊周时间对接,特意推迟了他们的画廊30年回顾展的开幕日期。我在门口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口罩后踏入门内,却发现画廊内包括工作人员在内,并没有人戴着口罩,随后发现大多数其他参展画廊亦是如此。附近Ka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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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朋友再见

    我今年最喜欢的一件作品来自中国网友:他们把一篇被删除的关于Covid-19最早吹哨人的采访转成各种“无用”的语言发在微信朋友圈里,包括十六进制、表情符号、甲骨文以及J·R·R·托尔金(J. R. R. Tolkien)发明的辛达林语等等。不难想象,这些版本的最佳观众群恰恰是审查者本身。

    5月22日,因疫情推迟了两个月的画廊周北京在798开幕。我在东八时区稍坐了一会儿,听策展人张涵露、艺术家王拓和批评家杨北辰谈论怎么“取悦”那些挑剔的官方“批评家”。当天有一位稍微年轻一些、可能对文化也更了解的官员到场,不少机构都对自己的展览含糊其辞,以便顺利过检。或许形式上的限制反而能够激发出创造力(就像我今年最爱的那件作品)——但如何面对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呢?无论是当下的动荡还是大环境的收紧,统一的官方叙事还是官员的无作为:这些迫在眉睫的话题在画廊周期间的整个798艺术园区基本是缺席的。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我的第一站,也是唯一一家通过策展来处理后疫情生活议题的机构。张慧英雄主义式的、几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护士肖像;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作品里戴着人形面具在福岛一幢废弃大楼里舞动的猴子;夏娜·莫尔顿(Shana Moulton)录像装置里强迫症一般的自我保养程序,虽然没有直接回应疫情的议题,但都预见了当下时刻的来临。当然了,我远称不上一位中立的观察者——2018到2019年我曾经在UCCA工作过——但这个题为“紧急中的沉思”的展览的确让我们有机会思考一下今天这个反乌托邦世界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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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沉默的时机

    3月24日周二上午11点,邮箱里收到一封人事科的来信,大致内容是:由于COVID-19的蔓延,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量,建议员工们继续在家办公,直至4月13日。当然,这个日期依然可能是暂时的。从1月末的某一天开始,几乎每周都会收到人事科通知,而通知里的居家办公截止日期也在不断往后推延。

    我去年12月初搬来香港工作。从11月结束近一年的东亚考察后回到上海,仅隔了一周就匆匆搬来了香港,带了很有限的行李,也未及和朋友们报备新的去向,想着两地往来是那么方便快速,找个周末就可以飞个来回,而3月就是香港巴塞尔博览会,有的是机会和居于各地的朋友们相聚,互通近况。可未曾想,至今还没能回过上海,而香港巴塞尔也在眼见疫情几乎失控的情势下宣告取消。于是,除了来香港后的第一个月在办公室里适应新的工作系统和同事们之外,之后的日子大部分都在一种隔绝环境中度过,这种隔绝环境不仅是指实体的房间内,也存在于心理上。即使在3月上旬疫情有过短暂缓和,人们试图重新展开一些活动的时候,我的内心似乎也并没有做好碰触身边这个艺术圈的准备。而随着第二波输入型疫情的袭来,原本已经开放了的艺文空间(包括我所供职的美术馆)又再次关闭,似乎在我的心理上又添加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先等等再说吧,现在不是一个和他们聊天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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