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爬山吗？

这可能是今夏开始最可怕的一句邀请——在观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满脸无辜相的张东升一把将自己的岳父岳母推下了山崖，末了干嚎两声，“阴乐”骤起，仿若四下无人。网剧《隐秘的角落》由此被“推入”了大众视野。

张东升这么来一下，全片的调子也就定了：把日常冷不丁地翻转为恐怖。九年义务教育必定塞给大家的优美童歌《小白船》，蓦地变身为杀人BGM，看似天真无邪的小小少年，转脸就别有鬼胎暗恨生。张东升好像是推了个雪球，观众们看着它在美剧《冰血暴》似的疯狂道路上越滚越大。不过与《冰血暴》不同的是，《隐秘的角落》少了些形而上的隐喻，它更世俗、更直接，却也更偶然，偶然到你都找不到理由替它体面地把这个故事说圆，只好将之委诸戏剧性的命运。它最后也并未提供对一种混乱癫狂命运的净化，而是以一种高倍柔光滤镜的童话方式书写了一篇“朝阳东升”的“恶之教典”。

对这一黑暗潜文本的读解，成了大结局之后观众最为津津乐道的部分。结局的模糊暧昧，既可被理解为是对审查制度的规避，也可被看作有意为之的开放式留白。但无论如何，这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剧的“写法”足够吸引人。张东升的扮演者秦昊在看完剧本后就认为这片会“爆”，它确实“爆”了。在2017年的《无证之罪》划出的延长线上，相同的制作团队用《隐秘的角落》为国产悬疑推理剧树立了又一个短小精悍的标杆，当然，也显露了一些症候。

《隐秘的角落》改编自大陆推理作家紫金陈

最近，欧飞鸿通过个人公号整理发出了过去一年实施的两个壁画项目：个人居住空间内的“安那其萨满”，以及村庄公共空间中的“乘风破浪”。实际上，欧飞鸿自2018年就开启了“入废墟”画壁画的实践：在这场体力与时间的持久战里，众多现实中的形象紧贴荒壁，时刻与废墟坍塌的危机共存，等待甚至召唤泯灭的宿命，看似一场徒劳。这无异于一种反叛。原始壁画是人类追寻意义的推手（包括记录、祭祀、教育、宣传等等），欧飞鸿对其象征施行泯灭的最后一步靠的并不是他自身——废墟的躯体自带结构性的深远暴力，既是权力作用的结果，也是对终将来临的物理性暴虐静默的等候。然而欧飞鸿并不沉湎于反叛本身，他步履不停，通过将壁画作为一种实践方法，他将细腻和严谨放置于不同于传统展示空间的“暗处”，在行为／作品与生活／遭遇的环环相扣里劳作着。

在城市内乱涂乱画的“夜巡”项目（深夜骑上小摩托，沿着有身体记忆的城市路线，一路闲晃，乱涂乱画）被意外中断之后，2018年我开始“入废墟”的项目。当在城市的街道涂鸦变得不现实和危险，唯有入废墟了，这是没有选择的；当然，我也很喜欢在废墟里画壁画，这是与城市相处的空间和时刻——古代的画匠在墓穴里给权贵死者描绘ta们生前与死后的世界，我在城市废墟里也干着差不多的活儿——通过互联网，照样可以被大家打开和看见，废墟同样是公共空间。一开始我就在住处附近的废墟画，后来跑到北京、上海画，包括在被强拆的艺术家工作室和影视片场附近的废墟，过程里逐渐形成了“西北壁画计划”和“东北壁画计划”的想法——大漠磅礴的西北有诸多古代壁画，大衰败中的东北有好朋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疫病的威胁基本上是无形的。正因如此，它才具有这么大的破坏性：我们常常连症状都看不到一个。新冠病毒可以无处不在。但这场疫情已经很快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视觉文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阿丽莎·艾克特（Alissa Eckert）和丹·希金斯（Dan Higgins）制作的那个诡异地略显迷人的3D病毒形象已成为Covid-19的默认符号，随着美国人也越来越习惯于口罩遮面，各种戴着口罩的公共雕像照片也开始在网上疯传。但也许覆盖范围最广的Covid形象跟实际的疾病毫无关系，那就是：人们聚在Zoom上组织线上酒局、开工作会、上网课的数码网格。

就连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留意到，网格让人想起秩序、功能性与工作，其结构与坐标纸、办公室格子间遥相呼应。而对于艺术史专业的学生而言，网格代表着现代主义纯粹性的典范，驱逐一切外部物质——图和底，叙事内容和错觉空间，背景信息和视觉愉悦——以维持艺术的独立性。经过一次奇异的反转，如今，网格又被重新装入日常生活混乱而彼此相关的材料，变成我们的数字酒吧、工作场所、课堂和社交共同体。

疫情的视觉形象倾向于素简。斯宾塞·孔哈伯（Spencer Kornhaber）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一篇题为《疫情是对极少主义的嘲讽》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目前有关空旷和秩序的美学——无人的公共空间、透明防护隔板、所有人彼此拉开六英尺距离——代表了一种清洁与奢侈的怪

张淼2017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班。他的实践在绘画、雕塑、建筑的概念之间晃荡、碰撞，既不拘泥于既定理论，也在努力摆脱自身惯性的束缚。采访里他谈到了新作是如何与展览结合在一起生长出来的，同时也向我们提示了如何打开某些作品的“开关”。“HALO——张淼个展”目前正在CLC Gallery Venture画廊展出，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

我以前学画画的，学着学着就不知道画什么了。它要么是“图画”，有内容、要说事儿；要么是“绘画”，像文人画里讲究笔触、笔毛的质感，但总觉得还差点意思。这次展览展出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带双引号的“画”。

一般展厅里都有四面墙，像个盒子把人箍在里面、讲个故事，我想把四面墙变成画，就先有了这一组“Hanging Rooms”四件作品。这个概念来自建筑领域那种悬吊式的房子，跟画框似的，实际上人们看重的是里面的内容或空间。但我的重点既不是画框也不是画，而是人一进展厅看到这四个作品，发现都长得一样、忽大忽小。最小的那个叫“Hanging Rooms-XL”，最大的是S，名字是照着雷姆·库哈斯那本书《S, M, L, XL》（1995）起的。

“

为了纪念《国土安全》（Homeland）最终季的完结，我下单购入了一个黑色斜挎背包——如果说有什么最能代表女主角CIA特工凯莉·麦瑟森（Carrie Mathieson）的符号，那一定是陪伴她十年执行反恐任务，从中东地区到欧洲又背到美国的这款挎包了。除了材质轻便、解放双手，其存在感的隐形大概是最适合特工的原因。不过实用的代价是美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莎拉·米勒（Sarah Miller）在文章中直呼其“扼杀了女性的优雅、感性、格调……一切生命力，令人难以接受。”米勒接下来将话题引入斜挎包对于双手的解放与剧中无人机空袭所代表的“去主体化”之间的关联。挎包在此作为一种隐喻，不仅肩负了解除战事所带来的精神负担的责任，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为女主角提供一个不受外物羁绊的战事环境。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呼应了该剧的政治价值观；如果说凯莉本人可被视作保卫国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及境内外势力冲突具体发生的场域，那么没有任何潜在的摩擦可以羁绊这场更大的战争——挎包不能，私人情感包袱也不能。

以凯莉生下女儿弗兰妮为例，小女孩从一出生就几乎被全权托付给姐姐玛姬照顾，凯莉自己则不得不在国家使命的召唤下屡屡失职，甚至由于知道无法长久陪伴在女儿身旁，宁愿选择过门不入。而凯莉在剧末处作出潜逃异国、从此与女儿不再相见的决定也着实令人唏嘘。从某种角度而言，凯莉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做出的牺牲可以等同于国家与集体层面的牺

过去三十年，德雷德·斯科特（Dread Scott）的创作在与国家暴行与种族不平等正面对抗的同时，也对革命进行着想象。他在2015年制作的旗帜《昨天有人被警察私刑处决》（A Man Was Lynched by Police Yesterday）至今仍然象征着美国针对黑人族群的根本且持续的暴力：如今，由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巨大反响，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挑战这种暴力。下文中，斯科特谈论了他过去以及最近的创作，艺术机构在当前大规模抗议中的反应，以及此刻蕴含的激进可能性。

我倒希望那件作品已经过时了。今天早上，我在Instagram上发了一张图，是我2001年做的一张照片。里面是黑人女演员哈蒂·麦克丹尼尔（Hattie McDaniel）在电影《乱世佳人》中的扮相，上面覆盖着几行字：如果白人没有发明空气，我们怎么呼吸？（IF WHITE PEOPLE DIDN’T INVENT AIR, WHAT WOULD WE BREATHE?）我挺喜欢这件作品，而且很明显，作为一个三十五岁的人，我并不认为种族主义会在五年内终结。但2015年制作《昨天有人被警察私刑处决》的时候，我确实没想到2020年我们会一遍一遍地观看警察实施私刑的录像片段。如今回头看像《暴力之蓝墙》（The Blue Wall of Violence）——

从用户（user）、网络机器人（Internet bot）到玩家（player），aaajiao（徐文恺）的创作折射了千禧一代网络身份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关涉我们如何看待被网络渗透的现实，以及个体如何在身份转变中校准真实，还关乎一种由数据世界启发的行动力。“洞穴模拟器”与其说是一个借用游戏玩家视角制造的隐喻，毋宁说是一种重组模拟与现实的范例，通过这个范例，我们可以质疑每一层我们曾以为的真实。在后真相时代，这或许是人人都可以借用的观看视角。本文中，aaajiao回顾了近三年的多媒介创作，包括他关于“视觉腐败”的后续思考，以及对一种新网络身份的宣言。“洞穴模拟器”在上海艾可画廊展出至2020年6月21日。

我的创作经历了几次转变：2013-14年的几个展览都关于“屏幕一代”（The Screen Generation），即与屏幕进行大量互动的一代人的生存方式。区别于早期对电脑与互联网拥有充足知识与极大操作权限的管理者（administrator），屏幕一代的用户（user）不再对网络空间拥有“全知全能”的视角，而是被屏幕隔绝在数据世界之外。用户成了“屏幕一代”的主要网络身份。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去理解个体作为用户的处境。这让我的创作不自觉地关联到“记忆”，因为我们更多仰赖于记忆描述自身的处境。我开始转向bot，强调网络如何重塑我们的记忆。我提出“外置记忆”作为线索，也就是我们身体之外的信息系统，比如手机里的相册、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等等。这些信息的存在方式如同记忆。你会去关心它引来的关注和评论，甚至有时会搜索十几年前发过的东西。而当你阅读它时，会发现它如记忆一般与你共同成长。bot这个词是搜索引擎蜘蛛程序的一个名称（全称为Internet

我今年最喜欢的一件作品来自中国网友：他们把一篇被删除的关于Covid-19最早吹哨人的采访转成各种“无用”的语言发在微信朋友圈里，包括十六进制、表情符号、甲骨文以及J·R·R·托尔金（J. R. R. Tolkien）发明的辛达林语等等。不难想象，这些版本的最佳观众群恰恰是审查者本身。

5月22日，因疫情推迟了两个月的画廊周北京在798开幕。我在东八时区稍坐了一会儿，听策展人张涵露、艺术家王拓和批评家杨北辰谈论怎么“取悦”那些挑剔的官方“批评家”。当天有一位稍微年轻一些、可能对文化也更了解的官员到场，不少机构都对自己的展览含糊其辞，以便顺利过检。或许形式上的限制反而能够激发出创造力（就像我今年最爱的那件作品）——但如何面对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呢？无论是当下的动荡还是大环境的收紧，统一的官方叙事还是官员的无作为：这些迫在眉睫的话题在画廊周期间的整个798艺术园区基本是缺席的。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我的第一站，也是唯一一家通过策展来处理后疫情生活议题的机构。张慧英雄主义式的、几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护士肖像；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作品里戴着人形面具在福岛一幢废弃大楼里舞动的猴子；夏娜·莫尔顿（Shana Moulton）录像装置里强迫症一般的自我保养程序，虽然没有直接回应疫情的议题，但都预见了当下时刻的来临。当然了，我远称不上一位中立的观察者——2018到2019年我曾经在UCCA工作过——但这个题为“紧急中的沉思”的展览的确让我们有机会思考一下今天这个反乌托邦世界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成因。

活跃于80年代的东北当代艺术家在作品中探求精神性、崇高、绝对理性，而出生于80年代、如今仍居住在东北的艺术家时常在创作中透露戏谑、轻盈和幽默感——耿旖旎的实践为一例。不同年代的创作映射出东北这几十年经历的剧变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的塑造，两代人的绘画所凝聚的特质看似相反，但其中延续不变的，是艺术家面对严酷环境既逃避又依赖的矛盾心境。“虚拟力量”是耿旖旎在上海的第三次个展，此次展出的绘画中满溢着各种动物的形象、孜孜不倦展示强壮身体的大力士、异域风光和陌生地貌、让人忍俊不禁的画中字……本文中艺术家讲述了她对“力量”和“虚拟”的强烈兴趣，也提及造成代际差异的原因。“虚拟力量”将于BANK持续至2020年7月12日。

我迷恋力量。我想获得力量，因为我没有。不仅是物理上的力量，还可能是精力等，我羡慕精力旺盛的人，也羡慕很有力气的人。我个人喜欢粗糙、彪悍的、简单粗暴的东西，不知是否与地理环境有关。早期作品中会出现熊的形象，还有长胸毛的男人、大力士、摔跤，后来我也画鸭子、麋鹿，它们看起来特别呆、滑稽、迟钝，这种钝感力也是力量的一种。《天真与谎言》（2018）画框用到的材质是软的，仿佛可以把人包裹在里面，这也是力量的一种，我把这种力量和画面中的钝感力两者并置。而一些力量最怕的是机智、狡猾、陷阱、阴谋，它们更强大，所以画面中也出现追逐兔子的狐狸、网和黄鹂互相追捕循环等。我的绘画中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力量共存。

在中国国内，尤其是在亚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中间，日本评论家东浩纪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其2000年出版的《动物化后现代》一书，几乎成为谈论ACG文化时无法绕开的文本。然而，与此同时，东浩纪在《动物化后现代》及其续篇《游戏性现实主义》之后的一些著作，尤其是以卢梭的关键概念“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日语中被译为“一般意志”）为主题的政治哲学著作《一般意志2.0》，却看起来难以进入“亚文化研究”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东浩纪前不久出版的《哲学的误配》一书（东京：genron，2020年），为理解其一贯的思考脉络、理解其从“亚文化研究”的“转向”，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性参照。

确切而言，《哲学的误配》不是一本著作，而只是两篇访谈与一篇演讲的结集。不过，通过这两次分别于2012年与2018年进行的、针对《一般意志2.0》与《观光客的哲学》的访谈，我们可以看到东浩纪谈论“动物化后现代”与“御宅族文化”背后的政治性的问题意识，甚至他一以贯之的思考方式的某种限度。

首先，东浩纪将《一般意志2.0》视作《动物化后现代》之延伸，并阐述了从“数据库”角度重新发明卢梭的“公意”概念的用意：

如今日本政治制度上的课题，既不是确立供专家进行深刻论辩的平台，也不是保障政治发言的自由。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毋宁说，重新创造一个回路，让不具有政治意识的人们、让门外汉的一般市民也可以没有负担地对政治进行发言，这才是重要之事。《一般意志2.0》的构想来自这种问题意识。

金锋的录像新作《不稳定与不稳定性》（2020）近期在讨论疫情问题的展览“紧急出口· 春风十里”中展出。其中，海面行驶的小船以及登岛之后的自然景观构成了人-自然，征服-被征服的对立，而方言的旁白所讲述的故事在逻辑上并没有形成与画面完全对应的关系，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撕扯中，两条故事线和画面三重叠加的叙事手法引发了观者的困惑和焦虑，艺术家在简短的十分钟内安排了大量的信息，也为之后的系列作品创作留下了诸多悬念。金锋在采访中谈到了他创作这件作品的初衷和对当下环境的思考。

作品标题的《不稳定和不稳定性》来自罗萨琳·吉尔（Rosalind Gill）和安迪·普拉特（Andy Pratt）在2008年的论文《在社会工厂之内？非物质劳动、不稳定及文化工作》（In the Social Factory?: Immaterial Labour, Precariousness and Cultural Work）中讨论的概念。我想借用“不稳定”和“不稳定性”来描述我们当下所处的这种状态。但作品实际回应的问题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想象防护措施，对抗前危机时代生产》（Imaginer les gestes-barrières contre le retour à la production

我第一次见到肖雄是在2004年春天。那时我去北京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现长征空间）工作才几个星期，刚开始认识其他几位同事：卢文、翁志娟，和来自西安的艺术家岳路平。当时，我们正在准备安装岳路平的一件作品，作为“民间的力量”系列展览的一部分。作品主体是一座以喷绘布组成的蒙古包，印在里面的是陕西省北部农村村民的大幅照片。岳路平给我们画了搭建图纸，我们在讨论怎么把这件作品组装起来。肖雄就是在这个时候到空间的。皮肤黝黑、一头长发、烟不离手的他很快开始给我们分析怎么搭建最好。最后完工效果不错——我们用了大量防水布胶带。

肖雄如同我的大哥一般。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关系也像一场有趣的跨文化实验。我们合作紧密，他年长、有经验、了解中国，而我是刚刚从美国德克萨斯州搬到北京的24岁愣头青。我们在不同层面弥补了对方的短板，中间也不乏意见分歧。在我们对话中，有时候，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肖雄会叫我的英文全名“戴维Tung” (带着中文口音)。

在长征的四年间，我们一起完成了诸多项目和空间的装修，包括：延川剪纸大普查项目的收集归档（为此我在窑洞住了半年的时间，还算幸运。肖雄为了项目还有后期跟了两年多）及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