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COLUMNS

  • 系统启动

    在疫情隔离的最初几个月,我的公寓成了我个人的生态系统。与世隔绝的日常生活的习性——奇怪的睡眠时间、半夜在防火梯上吃饭、晚上的拼字游戏仪式——感觉都是完全个人的。然而,因为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也被要求居家隔离,所以这些私人习性中也带有一丝全然新奇的联通感。当我们被要求“拉平曲线”,或是在户外戴上口罩时,这些要求实际是要我们把自己视为有能动性的个体, 但同时这些个体只能在群体或集团层面上才能产生作用。我们被要求把自己的微观世界视作构成宏观世界的元素。我们变成了生态系统性的。

    众所周知,在西方的大部分地区,文化叙事很少交代或允许生态系统性的思考,生态系统被理解由人类和非人类组成的互相纠缠的网络。故事——历史、个体生命、未来——是按照主体和背景、图和底(figure-ground)的关系来诠释的,(人类)主体明显位于前端,引领方向。无论是政治修辞,还是大众媒体和通俗读物,这一叙事构造随处可见。小说也不例外。但是,特意追求行星共生(planetary symbiosis)的新小说正在试图寻找方法来描绘复杂的关联性,同时也不忽视个人经验和主观性。

    就算是那些常常会维持主体-背景关系的书——从文学现实主义到类自传体小说(autofiction),再到系统小说(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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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家与三场革命

    读艺术史时我记住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以及他身上体现的深刻矛盾: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他和俄国未来主义者们做着惊世骇俗的创造力实验,到第二个十年却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艺术家,爱国诗人,画起宣传画。在我所受到的教育(或者说对教育的抵触)中,一位“革命诗人”通常代表着创造力的缺乏和自主性的剥夺。那么是什么使一位凝结了时代反叛精神的诗人成为政治宣传的喉舌?革命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一位艺术家?他经历了什么?还是我对这两种身份的实质或语境有所误解?

    本特·扬费尔德的《生命是赌注——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我的疑问。这本六百多页的大部头著作以马雅可夫斯基和布里克夫妇的三人家庭为中心,以全能视角叙述了诗人及其周围人的生活和理念,不仅展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一罕见地贯穿革命前后的“传奇”是如何被书写出来的,同时以大量私密细节描绘了一幅处于历史震荡之中的苏联文艺界图景。由于苏维埃政权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审慎控制,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其生平被“国有化”,许多一手资料不断被掩埋和再发掘,相关人物也因为不同时期的敏感程度或者私人恩怨给出彼此相左的回忆版本,这些因素都导致作者取证的过程错综复杂。作者甚至不避讳展现持续数十年的调研的幕后推理过程,像侦探一样分析和比较不同的信息源,赋予缺失的拼图与全景同样的比重,对人物在历史中的心态和行为动机进行事无巨细的追问,呈现传奇背后艺术家与自我搏斗和与政治风向博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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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塚英治的少女和她们的“可爱”天皇

    2016年7月13日,日本放送协会(NHK)首次披露了明仁天皇“生前退位”的意向;8月8日,电视上播出了明仁天皇宣布退位意向的录像。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正式退位,后继者德仁天皇于翌日即位。作为日本战后第一位以“象征天皇”身份履行职责的天皇,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宣告了“平成”时代结束;与此同时,就像平成时代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事故最终往往都在暧昧而模糊的气氛中收场那样,除了新年号激起热议之外,遗留在“象征天皇制”这一由日本战后宪法所规定的含混制度中的问题——如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皇室的政治权利和身份问题——并没有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

    当然,言论界不乏借此契机重新回顾平成史乃至昭和史的论著。在众多历史意味浓郁的论著中,批评家大塚英治的声音颇为独特。他在《感情天皇论》(筑摩书店,2019年)一书中将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视作一个症候,试图从文本分析乃至文学分析的角度阐明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象征天皇制”怎么落得今天这个下场。除去大塚在书中论及的作家(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或亚文化现象(电影《新哥斯拉》)及其对应的关于战后天皇制的不同理解和态度,他的“论题”本身更加值得关注:如这本书的标题所示,大塚认为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历史落脚点是“感情天皇制”,而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再好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感情天皇制”这一特殊的命名中,“感情”一词一方面指的是天皇在作用于国民“感情”的维度上承担起自己按照宪法规定的“象征”作用,从而在不介入国家政治事务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感情劳动”,即付出自己的“感情”以影响国民的“感情”(如走访灾害发生地、慰问灾民、出席仪式等等),另一方面指的则是民众将天皇及其言行举止还原为这种“感情劳动”,彻底从“感情”而非“思想”上对待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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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距离感、乡绅和精确性

    和谈话录中常被提及的知识分子一样,项飙也偏爱白话,相信“有水平的人应该用很小的词讲很深刻的道理”。贯穿于《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2020)全书的“距离感”一词即是最好的例子:作为能够引发人们的空间和位置想象的白话,“距离感”这个词堪称精确地反映了项飙对待研究的基本态度。

    身为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2018)、《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2010)等名作,发表了数十篇社会人类学领域内的论文和涉及各种公共议题的杂文,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项飙成长于温州,求学于北大和牛津,但直到今天,他的身份认同仍然是温州人——与北大与牛津相比,温州处在政治和学术的边缘位置,这使他能够以乡绅为方法,更好地审视地方与中央、边缘与中心、小世界和大体制的关系。但是作为资深的田野工作者,他同时强调“距离感不是指对问题的关心程度、对事实的熟悉程度,这些不能有距离感,越近越好,要把自己融进去。但在分析的时候,要有登上山丘看平原的心态,才会比较客观、灵活、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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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向偶然性的哲学

    最近,日本集英社出版了一本题为《极权主义的克服》(全体主義の克服,2020)的小册子,收录了近年来以《世界为何不存在》(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2013)和《新存在主义》(Neo-Existentialism, 2018)等著作为人熟知的“哲学明星”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岛隆博(Nakajima Takahiro)的对话。对于想要了解这位年轻的德国哲学家的治学经历和思想原点的读者而言,这本小书提供了堪称“独家新闻”式的信息——在其中,加布里埃尔不仅透露了自己未遭批准的博士论文选题“谢林与阿多诺”,而且讲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王弼对于《道德经》的阐释为自己的谢林研究带来的启发;可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加布里埃尔已出版的诸多著作中所展现的那个德国观念论研究专家、尤其是谢林研究专家的形象。

    不过,这本小册子当然不是为了挖掘加布里埃尔个人生活轶事的书籍。尽管对话的主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整体而言,所有讨论都围绕着标题所示的“极权主义的克服”展开。何谓“极权主义”?如何克服?用另一位对话者中岛隆博在“后记”中的话来说,这里的“极权主义”(日语译作“全体主义”)指的是“试图将一切都包含在作为‘一’的全体之中的种种概念(世界、存在、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等等)”(第248页)。换言之,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但凡是想要以总体性的规定作用将一切事物的意义和秩序进行安排的概念或理论,其中都包含着这里所谓“极权主义”的暴力和压抑。通过从包括民主政治、否定神学、儒家之礼等各个议题来考察和批判“极权主义”的思考方式和制度模式,两位对话者最终试图“展示向偶然和他者敞开的更为广阔的地平线”(第248页)。因此,简单来说,与“极权主义”形成对峙的,就是“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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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往当下之路

    1972年,美国东岸,初秋夜晚的渡轮,漆黑的海面,一名胡子拉碴的长发男子试图将一名戴无边眼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绅士推下海。长发男是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艺术家,无边眼镜则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当时的世界银行主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帕梅拉·李(Pamela M. Lee)在新书《智库美学: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冷战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当下》(Think Tank Aesthetics Midcentury Modernism, the Cold War, and the Neoliberal Present)开篇描绘的这一戏剧化场景略带夸张地引出了贯穿全书的两大“主角”:象征理智、科学、算计的技术官僚与代表激情、反抗、冲动的艺术家。不过,随着阅读的进行,读者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远非敌对(艺术对抗冷酷的战争机器),甚至也不止于利用(艺术成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冷战理性与艺术史的交集更加复杂、更加暧昧,其互相交缠的关系网络不仅覆盖了现代主义美学、国防战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多个不同领域,同时也一路渗透到被新自由主义规定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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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寻求“外部”

    在中国国内,尤其是在亚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中间,日本评论家东浩纪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其2000年出版的《动物化后现代》一书,几乎成为谈论ACG文化时无法绕开的文本。然而,与此同时,东浩纪在《动物化后现代》及其续篇《游戏性现实主义》之后的一些著作,尤其是以卢梭的关键概念“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日语中被译为“一般意志”)为主题的政治哲学著作《一般意志2.0》,却看起来难以进入“亚文化研究”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东浩纪前不久出版的《哲学的误配》一书(东京:genron,2020年),为理解其一贯的思考脉络、理解其从“亚文化研究”的“转向”,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性参照。

    确切而言,《哲学的误配》不是一本著作,而只是两篇访谈与一篇演讲的结集。不过,通过这两次分别于2012年与2018年进行的、针对《一般意志2.0》与《观光客的哲学》的访谈,我们可以看到东浩纪谈论“动物化后现代”与“御宅族文化”背后的政治性的问题意识,甚至他一以贯之的思考方式的某种限度。

    首先,东浩纪将《一般意志2.0》视作《动物化后现代》之延伸,并阐述了从“数据库”角度重新发明卢梭的“公意”概念的用意:

    如今日本政治制度上的课题,既不是确立供专家进行深刻论辩的平台,也不是保障政治发言的自由。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毋宁说,重新创造一个回路,让不具有政治意识的人们、让门外汉的一般市民也可以没有负担地对政治进行发言,这才是重要之事。《一般意志2.0》的构想来自这种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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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偶然性之不满

    我们是否会永远处在一个被恒定和/或合理性掌握的世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体现在甘丹·梅亚苏在《形而上学与科学外诸世界之虚构》(Métaphysique et fiction des mondes hors-science)中所提出的“科外幻”[1]这一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科幻文类所富于的哲学内涵中。如果科幻文类的公设在于,在一个物理法则服从必然性的恒定世界中,作者不可冒然引入无因果或非理由(理由的缺席)事件——它们会导致叙事断裂并剥夺整体叙事的意趣,使得这些仿佛完全从无到有(ex nihilo)的事件将读者引向纯粹的虚无——那么科外幻则放手思辨,对一个(或多个)不服从于必然法则,因而科学在其中是缺席或成为弱势的世界进行大胆的想象。这就好比一个六面印有数字“1”到“6”的骰子可能有天偶然被无端掷出“7”,或骰子干脆变成别的物体,甚至就此消失:该现象在现实的常识中往往会被视为虚幻或极少数人声称见证的灵异事件;在科幻/奇幻/玄幻中,其逻辑则会被某种绝对力量赋予终极的合理性以保证叙述的饱满(例如先进的科学技术、外星人掌握的高级宇宙法则[2]、魔法或上帝等超自然力量);若将该现象放在科外幻情节中,其逻辑上之无法“合理”解释,本身就是合理的(它符合非理由律[3])。因为绝对偶然性,本质不同于经验论的偶然性(概然性),就像在赌博游戏之外的某来临之物,终结了博弈和计算中不可能之事(Improbable)仍可预测的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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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瘾君子、药娘与普雷西亚多

    3月12日,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戴宣布举国封锁后的第三天,全球最大的色情网站Pornhub宣布,除了向意大利捐赠旗下服务Modelhub3月份的全部收益外,他们还将为意大利人提供一个月免费使用高级会员服务的特殊待遇,以支持该国抗击COVID-19病毒[1]。“意大利加油,我们爱你!” Pornhub这条热情洋溢的推文点赞数最多的评论之一是:“ Pornhub为世界做的比政府做的更多。我爱看它。”

    今天,当一个国家的身体(social body)受到感染时,全球色情产业龙头、最大的数字流媒体平台之一出手“相助”,提供免费、高清的视听自慰材料,作为微型电子假肢来修补由于病毒而被迫困于家中、被一定程度剥夺了性能力的身体,更因此博得大众一片掌声。

    从Pornhub(及其背后母公司Mindgeek[2]的市场垄断)到近年来萨克勒家族旗下普渡制药公司的骇人丑闻,一切都表明,在这个荒诞的时代,跨国制药公司和色情行业拥有与国家一样,甚至更大的影响力。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来自西班牙、现居巴黎的哲学家、作家、跨性行动主义者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3]更有发言权。在他最为人称道的著作《睪酮瘾君子:医药色情时代的性、医药和生命政治》(Testo Junkie: Sex, Drugs and Biopolitics in the Pharmacoporn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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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固守知识分子的立场

    最近,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的岩波定本的中译本的刊行,将我们重新从这位思想家的“后期”著作《世界史的构造》带回了“前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前后”并不是以柄谷行人的写作生涯为尺度,而是以他反复提及的、自己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思想变化为界线。从“前期”致力于松动各种意义结构、试图从内部寻找“外部”和“他者”的努力,到“后期”致力于以交换样式为基准建构世界史体系,柄谷行人的思想历程在不同时刻予以不同读者启发,以至于评论家渡部直己将他称作“当代日本的小林秀雄”。

    从这个意义上说,柄谷行人仍然是一位颇具话题性的思想家。近期由讲谈社编辑出版的《柄谷行人浅田彰全对话》收录了柄谷与老友浅田的六篇对话,跨度从1985年至1998年,以相当凝练的篇幅呈现出“前后期”柄谷行人的不同关注点和问题意识。的确,这一对话录涵盖的主题相当广泛:从天皇制和所谓“日本的东方主义”,到京都学派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异,再到两人对于当时日本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尤其是吉本隆明)的批评,两人的对话以相当快的节奏将各自在著作中展开的论述和观点和盘托出。

    对于因《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对柄谷行人产生兴趣的中国读者来说,书中尤其值得提到的一点是,在1993年的一次对话中,也就是在他阐述自己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理论多年之前,柄谷行人就已经指出,中国不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而“毋宁说是对民族之形成的抵抗”(第129页)。尽管柄谷行人没有就这一话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如若将这一点与“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帝国的构造》、《世界史的构造》、《迈向世界共和国》等著作联系起来思考,想必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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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mos的主权”?

    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往往认为日本战后宪法改变了日本的“国体”:不仅主权归属从之前的的天皇变成了日本国民,并且天皇从握有统治权的政治主体变成了一个“象征”。战后宪法中包含着的国民主权与传统天皇制的张力,构成了日本政治学界和法学界迄今为止面临的难题。

    在诸多尝试调和“国民主权”与“天皇制”的努力中,尾高朝雄(1899-1956)出版于1953年的《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一书颇为值得关注。讲谈社学术文库于今年明仁天皇退位的时间点上再版此书,其用心更是值得推敲。作为凯尔森(Hans Kelsen)、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学生,尾高朝雄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法理学,其《实定法秩序论》、《法哲学概论》等书都在出版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与上述法学领域的研究不同,作者试图在其中解决战后日本国体的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在日本,国体一语在表示法律或政治上的国家基本组织的同时,也用来表示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国民道德式的情谊、维系君民的国民精神上的一体感等等。不过,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的国体也预设了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如果没有上君治下民、下民敬上君,道德和精神上的国体也不成立”(47页)。如果战后日本宪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那么道德和精神上的国体也将随之发生剧变,使得整个社会的根基发生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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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明益的科学幻想批判

    在回访多数观众各自对去年台北双年展的印象时,会有种奇特的体验,好像受访者的脑回路一下子都被同步了。我发现,烙印在不同观众心版上的,往往是吴明益那方深绿色的低调房间。作家展出了当时正要付梓的短篇小说集《苦雨之地》中,六帧生态科幻短篇的节选段落,以及相应的自然绘画。

    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受访者?也许是因为选入的文字带有与展览整体共振的效果,也应是由于作家用最素雅的方式回应了:在面对环境和自然这等真正的“伟大户外”时,创作者的深思和想象还可以成为一些什么。

    这本小说在今年出版,由六章短篇组成。每个短篇的主人公都有个时刻会遭遇一种名为“云端裂缝”的病毒袭击。它会算准故事角色的情感缝隙,让他们读到至亲之人锁在个人档案夹里的树洞秘密。由秘密引发的美学追寻,则摆荡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也摆荡在吴明益的生态科幻以及生态批评写作之间。每每到叙事的高潮处,意象开始代替情节的推进,小说家在让人们出神的时刻里,放入了从科学和幻想、科幻和生态到人造和天工等议题。小说集中堪称壮美的一处描写出自《恒久受孕的雌性》,在一幅末世的海洋场景内,主人公沙勒沙开头便讲述了他的奇妙见闻,也是作者在虚构/非虚构缝隙中透露的淡淡一问:

    受伤的鲸血液染红大海,猎人跃入海中憋住气,在红海中用最快的速度缝合鲸嘴,让肺存着一些空气,借以保持鲸身不沉入海底。沙勒沙对这段描述印象深刻,在水底缝上鲸嘴以防鲸身下沉很有文学魅力,可能也会有文学评论家努力解读这个象征,但实际却是错的。不过即使知道如此,沙勒沙闭上眼,还是会听到那虚构的歌声、祷词,和潜入水中时耳畔水流与气泡的声音,并为之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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