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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3年1月至2024年1月的一整年，评论家迪恩·基西克（Dean Kissick）主持了十二场“海港对话”（Seaport Talks）。这一系列与艺术家和作家的开放式对话，旨在于公共空间推动当代艺术讨论。基西克说他的构想很简单，找“一间不错的酒吧，一些资金……以及一群活跃、投入的观众，他们是因为想听内容而来；这样，数百场对话就能自然展开。”
这些对话采用非正式、即兴的方式，基西克与嘉宾们凭借自身在艺术行业的亲身经历，漫谈印象与轶事，在交谈中勾勒当代艺术景观，回顾过往的失望与遗憾，也展望新的艺术可能性。这些活动更像是闲聊而非讲座，没有留下任何录音记录，参与者被鼓励即兴发挥，甚至提出具有争议的观点。活动的成功不仅以思想交流为衡量标准，也体现在社交层面——如果当晚的主题能促成志趣相投的陌生人之间的相识、攀谈甚至热烈讨论，那就算是达成了目的。
在当代艺术领域充斥着说教式、乏善可陈的播客、访谈和商业论坛的背景下，“海港对话”的独特气质显得分外清新。参与嘉宾包括评论家（如肖恩·塔托尔 [Sean Tatol] 和本·戴维斯 [Ben Davis]）、艺术品经销商（布里奇特·多纳休 [Bridget Donahue] 和亚历山大·舒兰 [Alexander Shulan]）、艺术家（贾米安·朱利亚诺-维拉尼 [Jamian Juliano-Villani] 和比利·格兰特 [Billy Grant]），以及跨学科创作者（劳伦·博伊尔 [Lauren Boyle] 和阿里亚·迪恩 [Aria Dean]），他们都是2010年代末至2020年代初观察并塑造纽约艺术界的重要人物。这些漫无边际的闲聊有时难免令人感到乏味，例如杰里·萨尔茨（Jerry Saltz）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如何从卡车司机转行成为评论家的经历，以及在当下萧条的就业市场背景下，这样的转变几乎不可能复制。还有一些对话则不断翻炒同样的话题——整个系列里关于柏林租金、“Web 2.5”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提及次数多到无法计数——以至于还没等到观众提问环节，便有人提前离场。
然而，有时这种不设防的交流却能迸发出迷人的真诚时刻。比如在劳伦·博伊尔与本·戴维斯的对谈中，两人从对“后网络艺术”的剖析逐渐延伸到数字艺术与写作的新可能性，鼓励听众跳出扎克伯格式平台的超资本主义枷锁，自由分享创作。在这些精彩的夜晚，讨论常常演变成热烈的辩论，七嘴八舌的人群一边抱怨一边争论，直到酒吧的窗户被热气熏得蒙上白雾。
距离最后一场对话结束十八个月后，佩里奇收藏（Perić Collection，科技企业家马托·佩里奇[Mato Perić]资助了最初的对话系列）出版了一本配套读本，标题为《当代艺术今日之用何在？若有所用，应为何用？》（What Is Contemporary Art for Today? And what should it be for, if anything?）。书中收录了二十五篇针对标题问题的回应，既包括当初参加“海港对话”的嘉宾的文章，也有其他艺术家、作家和评论家的新稿。如同对话本身，这本读本在犹疑与结论之间游走，以一本精装书的形式为这项激发开放式讨论的计划画上阶段性的句号。
这本书恰如其分地以评论家多梅尼克·阿米拉蒂（Domenick Ammirati）对标题问题的追问开篇：“艺术之用何在？这一问题所预设的，是一种将艺术与文化的关系置于功能与价值框架中的理解。这种功利主义取向……排除了艺术可以‘仅仅存在’而非‘为何存在’的观点。这为艺术领域预设了某种动机，但或许我们首先接纳其本真状态，并依照其自身的逻辑加以思考。”与书名的自反性相对照，阿米拉蒂坚持了“海港对话”最初的原则——话语与艺术创作本身即能通过存在生成意义。其他作者在文章中采取了更务实的态度，指出收藏家的投机性投资策略以及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的低迷是扼住艺术界咽喉的双手。在书中最具冲击力的文章之一，画廊主加文·布朗（Gavin Brown）哀叹当代艺术如今已被塑造为一种“与少数无忧无虑、资本充裕之人捆绑在一起的追求”，艺术作为一种奢侈品售卖，并且以一种末世感十足的“通用语”进行表达。卡罗琳·布斯塔（Caroline Busta）、约书亚·西特雷拉（Joshua Citarella）和沃尔特·罗宾逊（Walter Robinson）的文章也呼应了这种观点，质疑当代艺术机构是否真能与当代社会的结构性危机产生有意义的互动，更遑论改变现状。
尽管这些干预无疑是必要的，但这些反复强调艺术创作、批评与展览所面临的财务和政治限制的文章，也重现了当初对话活动中最乏味的时刻之一：发言者反复阐述体制化、单向度、精英化的艺术世界无法与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互动（甚至无法恰当地呈现它）。尽管这些控诉可能相当准确，但它们除了让听众陷入一种自反性的无力感外，几乎没有任何启发。艺术本身的情感力量被忽略，全部焦点集中在当代艺术产业形态的管理失序上。
如果要为本书提炼一个核心论点，那便是遵循这种反商业主义立场，主张必须摒弃由艺博会、双年展、博物馆和画廊构成的后现代“当代艺术”体系，回归艺术作为人类与崇高境界沟通互动的本质实践。评论家罗伯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在她的文章中将艺术定义为“一种对人类潜能的昭示，艺术让我们得以了解人类能在作品中创造、感受与传达什么，以及他人能从中接收到什么。”艺术史学家贝蒂娜·芬克（Bettina Funcke）说得更为直白：“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困惑在于对物质性、消费与占有的执迷，但艺术绝非消费品，而是会成为你的一部分，并帮助你发生转变……艺术溢出了物的范畴，最终将改变你。”作为“海港对话”首场活动的唯一嘉宾，塔托尔呼吁艺术应当“鲜活”、“有意义”，并能“滋养整个人生”。观众若想重新体认艺术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就必须愿意拓展认知维度，透过他者的视角再度审视这个看似熟悉的世界。这些文章体现了“海港对话”最精华的部分，重申那种动荡、迷人且开放未决的美学体验所具有的生命力。
《当代艺术今日之用何在？》最适宜被视为“海港对话”的延续——一场被矛盾地装订成静态文本的动态讨论。与多数传统批评文集不同，它并不宣称拥有诊断与批判当下社会趋势的权威，而是将当代范式视为有待加工、继而改变（或抛弃）的过渡物，以追寻新的模式。就像在基西克主持的对话中，听众被提醒：如果对艺术界那些陈腐乏味的形式感到厌倦，我们随时可以起身离席，另寻一家酒吧，开启我们自己的对话。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