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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伟评《A History of Exhibitions: Shanghai 1979-2006》

“我们谈谈钱—上海首届国际传真艺术展1996”现场,从左至右为:申凡,施勇,陈妍音,周铁海,丁乙。图片选自《A History of Exhibitions: Shanghai 1979-2006》第308页。

手头上的这本《A History of Exhibitions: Shanghai 1979-2006》,是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主编出版的《上海滩:上海艺术家的个案(1979-200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一书的英文版本,后者是比利安娜2009年呈现的研究项目“上海滩:1979-2009”的展览出版物。英文版的大部分文献、照片、艺术家、策展人的访谈和文字都来自中文版,两书描述的主题稍有不同,中文版把艺术家个案作为核心问题,这本英文出版物则试图从比利安娜提出的“展览史”角度描述上海艺术世界三十年的演变。

的确如编者所说,至今为止并没有一份完整记录过去三十多年上海艺术家的创作和展览的档案,我想更为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当代艺术史叙述和生产仍然在围绕着纪念碑式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并且也没有找到社会政治批判之外的线索来描述乃至重构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这本书中选择的所有展览都是由艺术家自我组织实现的,这一方面反映出时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也在试图勾画出一条野生的线索,而根据书中的描述,这条线索被以北京为中心的艺术史叙述放在了边缘的位置。因此在编者看来,这项工作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展览史”的角度,赋予全书选取的34个展览以及其中涵纳的个案应有的历史位置。

翻阅这本书会把我们头脑中很多关于艺术历史事件的记忆和道听途说转化为更有细节的事实。通过大量的走访和细致的材料整理工作,编者不厌其烦地反复核实每个展览发生的具体环节,期望通过组织者、参展艺术家、场地、资金来源、展期、地域性、官方的干预度多个方面还原现场。四百多页的篇幅呈现了丰富、罕见的一手材料,也把一些艺术家创作中被主流艺术史叙述和市场忽略的部分带到了台前。 从“文革”后上海最早的由艺术家自发组织的展览“十二人画展”,到80年代的“草草社”、“街头布雕”、“凹凸展”、“最后的晚餐”、“M观念艺术表演展”、,再到90年代的“车库展”、“十月实验艺术展”、“形象的两次态度”展、“传真展”、“超市展”,这些我们在艺术世界时常听到的题目通过当事人的表述和大量文献获得了具体的形象。华山美校画廊、复旦大学学生俱乐部、比翼艺术中心这些当时艺术家举办展览的核心场所,宋海东、钱喂康等等大量淡出艺术世界的名字,在书中文献的衬托下显得不再那么遥远和陌生。即便是进入2000年后发生的“不合作方式”展、“快递展”、“38个个展”等等更多人亲历过的展览,也在这条线索里显得真切了一些,一定程度上传达了艺术家面对个体工作、艺术世界和社会现实时表现出的态度和思考。

书中也出现了大量有关“第一次”的表述,比如第一次的艺术家自我组织、第一次的公共空间展览、第一次非绘画媒介的展览、第一次在官方美术馆中的当代艺术展……,也从如何制作一个展览、展览主题与个体创作之间的张力、媒介性、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等等题目出发,力图描绘出一个层次丰富的展览历史,在编者看来,这些“前史”为我们探讨和反思当下机制化的展览制度提供了一面镜子。但同时,本书令人稍感遗憾的地方也恰恰在于其历史叙述框架与现有的艺术史叙述方式并未完全拉开距离,因而也就没有传递一种彻底反思我们历史观的信号。挖掘出这条“展览史”的线索一定会让我们再去回顾历史、比鉴当下时受益——事实上,书中大量的艺术家访谈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本书历史叙述方式的缺憾——然而历史的面目却未必完全在这一叙述视角中完全显露。这就要求一种更有创见的历史考察方式,或者说某种超出狭义的艺术语境化的叙述方式,把艺术放在更为广阔的中国现代主义历史中进行一番测量。如何考察艺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议程,这项议程与中国现代历史中哪些意识的轨迹有所交叠?上海的现代性问题是否在当代艺术历史中得到适当的表述和反思?当我们谈论80年代、90年代、2000年之后的十年之间的传承、裂变和转化时,是否、或者并非仅仅是时效性地提供了描述这一历史进程的叙述基础?这或许已经是这本书之外的问题,留待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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