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的沥青、彩色的金属、斑驳的痕迹——赵赵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第一空间的最新个展选择以“弥留”这一略显肃穆的词语作为题目，将艺术家自2010年起就在思考和梳理的一些隐秘而抽象的情感，藉由马路上被碾碎的猫的形象系统地呈现给公众。本文中，赵赵解读了此次展览背后的若干内向思考，包括个人于社会中的定位，以及自我意识形态的变化。展览将持续至2018年8月23日。

如果说我之前很多展览都是以具体行动为主，比如把一头骆驼和它的主人从南疆请到北京展览现场来，那么这次展览题目中的“弥留”就更多指向一种状态，或者说，一种特别抽象的行动。在这个行动里，“施暴者”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进入“弥留”状态的猫到底是被货车轧死的，被人踩死的，还是被人剁了把皮扔出去的。这一死亡的状态没有经过鉴定，缺少过程，于是猫尸就不是“尸体”，它变成了一块“地毯”。或者说，既不是尸体，也不是真正的地毯，就是这么一个残酷的现实。本来我觉得这个作品应该就叫《猫》，但为什么又选了“弥留”做题目？因为“弥留”这个词很抽离，所以反而能更具体，也因此更抽象。

我做事其实非常被动，理论上说谁会愿意每天出去看被压死的猫，停下车拍照片呢？但我觉得今天猫这种小动物特别能够隐喻人的状态，而这种被碾压的精神状态已经是我不能再忽视和回避的了。所以，这次的展览就像

奶奶死了。姐姐亚纪惊慌叫喊，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父母角色”的治与信代手足无措——镜头一直对准这对夫妇，而死亡就近在眼前。

这是《小偷家族》中的一段情节。它既是是枝裕和这部“金棕榈之作”的转折点，也提供了是枝的家庭电影中绝无仅有的一个场景。

在许多观众眼中，是枝裕和的电影堪称“治愈系”的典范。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是枝电影序列中商业表现最抢眼的那几部作品，比如《如父如子》（2013）和福山雅治负责治愈女性，《海街日记》（2015）和长泽雅美、绫濑遥负责治愈男性，更别提还有一众萌娃以及美食、美景制霸全年龄了。当然，抛开这些最直观浅显的层面，普通观众仍能在是枝裕和精细呈现的“日常”当中实现其愈疗式观看。这种对“日常”的迷恋，自然让很多人都想起了小津安二郎。

对于大家的联想，自认步武侯孝贤和成濑巳喜男的是枝非常感动，然后拒绝了。不必过于理论地比较，看几部是枝的电影便能发现，他的“日常”并不如其电影画面一般“清新”，而往往为一些难以消解的巨大阴影所缠绕。谓之巨大，因为它不是家长里短、生活琐碎，不是吃饭聊天女儿出嫁长者忧老，而是诸如死亡、失败、身份认同等“大叙事”。极有可能，是枝电影的疗愈机制（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并不仅在于其“声色”，而是根植在对这些“大叙事”的日常化拿捏之中：在其以家庭为表现对象的众多电影之中，是枝裕和从未直击过那些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悲剧性时刻，而是努力呈现“悲剧”发生之

在展览“日常与革命：黄山、庐山的两种风景”中，黄山和庐山两部分老照片及相关文献被分别占据了两个主展厅。这些照片大部分来自泰康的收藏，从中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前后一般风光摄影的一些面貌；而照片及照片中的两座名山又与建国初期的革命、政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日常与革命”的命题下可以窥见两种截然不同但又彼此牵连的风景。展览将持续至8月18日。

回溯历史、挖掘过去的材料这个主导思想，泰康空间在很多年前就明确下来了。从我个人来讲，2012年底的“华北农村1947-1948”展是一个萌芽，到了2015年“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时想法开始迸发，一种基于对图像的分析——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新中国早期革命史的背景下进行的考察工作。“日常与革命”和“白求恩”的明显不同在于此次作品是我们非常熟悉、能亲眼见到实物的照片，因而在整理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想法：当我们给它镶上镜框的时候，它其实退化为一个图像。我们为了还原照片作为一个物的属性，对其进行扫描和抠图。白边、破损、变黄和某个折角都得以保留，最终做成了一段照片影像，将影像（照片）再次影像化（视频）。有意思的是，这段关于黄山的影像与另一段网上下载的黄山旅游视频在内容、拍摄角度上惊人地一致。它们被展示在同一个展厅里，常常出现“同步”的画面。

展览中的黄山部分以吴印咸的作品为主要背景，还包括黄翔、吴寅伯、陈复礼和袁廉民等摄于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去年出版的《中动态的世界》（医学书院，2017）一书，可以视作对“责任”和“意志”观念的一次再探讨。不过，尽管本书的副标题是“意志与责任的考古学”，这一著作却不是对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史梳理，而是从一个貌似与之毫不相干的问题——所谓“中动态”这一语态的历史考察入手。通过“中动态”这一行为样态/语态，国分功一郎试图将“责任”问题带离主体的主动性/被动性的二元对立框架。此话怎讲？

一般而言，当我们谈到“责任”问题的时候，通常都预设了责任主体的意志和主动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主体能够凭借自身意志行动的时候，他才能够且需要为行为的结果负责。在这一认识方式中，呈现出来的行为样态是主动和被动的对立。“主动形式强烈诉诸意志的存在。这一形式强调的是，事态和行为的出发点是‘我’，而且‘我’才是原动力。这个时候，‘我’的内部所预设的便是意志”（22页）。这一主动/被动的行为样态，对应于语言中的主动态和被动态，似乎一个动作的主体/主语要么是动作的发出者，要么是动作的承受者。从这一二元对立框架出发来谈论主体、意志和责任，有什么问题吗？国分功一郎认为，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无法简单归之于“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样态的事情：例如，一个有毒瘾的人吸毒，他的这一行为的主动性在“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中与“意志”密切相关，这时候如何能够简单地判定其吸毒行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是否、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又例如，当一个人被强盗威胁着交出钱财的时候，他的行为是主动的吗？他是否在遵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又该如何对此负责？

陈轴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虚拟互联网世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存的另一个现实空间，它与人的回忆空间、抽象的情感空间共同构建了另一个“真实”世界，而这正是艺术家在近期电影创作中，通过不同“空间层”来描述的人群处境。本文中，陈轴详述了最近两年在创作上关注的问题，以及此次在香港白立方的个人项目“蓝洞”的呈现方式。项目展览将持续至8月25日。

我早期的录像作品主要关注人在日常空间中的重复性工作。我现在的创作依然在探讨这一问题，只不过重点转向了一群人在当下巨大的社会空间中的处境：这些个体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难以突出重围。我仍然能感受到其中的荒唐，因为我觉得人是自由的，这也是我一直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以前影像作品的表达方式非常戏剧化，而现在更加生活化，戏剧的张力变成一种与观众的潜在沟通，而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张力。电影与纯粹的录像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影有肉感，有情感和叙事；而录像艺术从大的范围来看，叙事和情感很少——录像艺术可以直接跳到非常抽象的层面去谈问题，但它不一定具备能在情感上让观众感同身受的叙事。对我而言，创作是一段旅程，我希望带领观者或我自己一点一点地从一个熟悉的风景离开，进入另一片陌生的风景。这是我最终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对我的创作非常重要，它是未知，其中有自由和新。

《模仿生活》（

为期三天的“abC艺术书展·北京站”（art book in China）于2018年6月29日至7月1日在木木美术馆举办。第三届abC从公开招募到的165份参展申请中遴选128位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机构与创作者。当这一串数字所代表的内容实体陈列在书展现场时，你还是会对体量庞大却相对未知、地下、独立的艺术书出版生态感到震撼。

一层的主展厅集中呈现了出版方、书店、艺术家、Zine创作者带来的艺术书。我拿起的第一本小册子是“吃的”（ReallyWant）印制的《我家就在大梅沙》，艺术家受邀回应去年“深港双城双年展”盐田分展场的“村市（是）厨房”策展主题。她们在大梅沙城中村驻地两个月后，出版了一期食物人文特刊，图文并茂地讲述寻常百姓家的衣食住行。“丝瓜集团”（Sponge Gourd Collective）的研究同样基于社区——《人民广场》系列期刊以摄影与田野调查的方式分别记录城市化进程中的场店村、簋街、鼓楼胡同。生活和工作在东京、莱比锡、巴黎三地的艺术家Tamami Iinuma则从技术的层面讲解了德国“Lubok Verlag”出版社发行的艺术家书，其出版物运用的是独特的麻胶版画工艺。展位上有一块橡皮版，可以演示如何通过纯手工刻制浮雕图案。

逛书展相较于在“微店”、“淘宝”等电商消费的好处是买家能够直观体验不基于平面的创作。曾获得“The One Show”、“Red

智能手机尚未普及前，DV是民间影像发展的重要工具，为时代之变留下了丰富的佐证。黄伟凯将周围朋友用DV拍摄的约一千小时素材进行了筛选与整理，剪辑成不足一小时的影片。本片完成十年后，近日于北京的“林象X词语”放映项目重映。在城市化步伐日益加快、人人皆可持手机秒拍的今天，这些影像成为我们审视和反思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参照——比之秒拍的碎片化，拍摄于十年前的这些影像对事件的记录追踪显得更为连贯，且具有相对的完整性。片中素材拍摄于不同地方，除了广东增城的字样出现在屏幕上外，别处并未有明确标注，观者只能从其中的风景风貌上模糊辨认出珠三角的印记，如珠江、海珠桥、粤A的汽车牌照、溽热的天气、欢腾的市民生活等。

影片中每个相互岔开的片段都足以构成一个新闻事件，造就了整部作品的紧张气氛：市民结伴横渡珠江，男人们的脸上露出雄性动物的信心与骄傲；表情麻木的人想要跳桥自尽，他遭受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古巷里雨水蔓延，赤膊的老少在慢悠悠地蹚水；一辆拉猪的车遭了秧，猪们从车上跑了出来，造成难以解决的拥堵；百姓活捉了一条鳄鱼，这只动物被人类围观；一个弃婴躺在草丛中，这条来历不明的小生命似乎和喧嚣的人间毫无关系……导演将这些类似日报豆腐块新闻的单个事件切分成不同的片段，然后互相交叉：上一秒我们看到很多猪从车厢里跑出来，下一秒可能就是上身裸露的男子在车流中镇定穿梭，紧接着风吹着草叶和弃婴的衣服，随后又回到猪群堵塞公路记者跟踪拍摄的镜头……这处处酝酿着危险自带着谜团的现实不仅是过去的未来，更是社会大舞台上的真实场景，犹如今日微博文字的影像集合。它们出自最日常的生活，被抽离出来后成为视觉奇观。时空的错乱和情节的不连贯也令观众产生两极化的评判：一部分被吊足胃口沉浸其中，一部分难以承受其庞杂而心烦意乱。

王芮在Salt Projects的个人项目"你本不能到达这里，你知道的"（You weren't supposed to be able to get here you know）以两幅电脑拼贴作品为出发点，逐步叠加代表自身日常状态的图像。产生于网络世界的图像经过艺术家物质化的转换，和来自现实世界的图像并置，模糊了视觉信息与其载体之间的界限。作品之外，空间里还包括书籍、CD、画具、生活用品以及打包箱——王芮推进这个项目的同时恰好需要收拾行李，从北京搬去上海；来自艺术家工作室的私人物品和待寄的包裹填充着展厅，为作品提供了一种临时的、不稳定的环境。这也回应了王芮的实践方法，创作即是不断质疑自己如何在多种状态（工作、生活、现实、网络、电脑图像、架上绘画）间切换的结果。


选择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展示给观众不会让我忐忑不安，因为展厅中形成的观看和我本身并不发⽣实质的关系，反而与陌⽣人面对面的交流需要我⿎足勇⽓，经历一个漫⻓而痛苦的过程才能深入讨论。将作品呈现给观众才是最令我感到害羞的事，因为作品⾥的我是无法遮掩的。Salt Projects邀请我做个人项⽬，起初我通过三维建模软件SketchUp尝试过⼀些布展效果，但都是按照常规的⽅法把作品⼲净、完整地布置在空间⾥，这种⽅式让自己觉得有点无聊。艺术家如果不能充分利用一个物理空间所能带给观众的体验，拍些美美的照⽚放在⽹页上让人浏览岂不是更好？事实上，我觉得网络观展是⼀种⾮常舒适的体验，因为数字平⾯留给观众更多想象空间，⽽展览现场则包含实体细节。我需要在Salt

当一位美国评论家问高名潞，为什么在他1998年参与共同策划的中国当代艺术群展“由内向外”中出现的女性艺术家如此之少时，他回答说：“因为我只考虑中国当代艺术，没有想到女艺术家的问题。”五年后，在他策划的另一次群展“墙”上，高名潞展现出了某种试图矫正的姿态——一部分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入选展览。不过，在展览出版物中，他仍急于指出，这些女性艺术家本身的性别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是女权主义者：“西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根本关注点是政治权力和权力话语问题。而中国的女性艺术还没有发展到女性主义艺术的阶段。将来也许会，但也可能根本不会发展到这个阶段。"

高名潞的观点并非毫无逻辑。他在暗示，和许多来自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一样，这位与他对话的美国批评家实际上预设了一种超越历史的“女性”存在，包括南半球和东半球在内的所有其他地区的女性都可以被归入这一超历史范畴，如果她们不能被干净利落地归入该范畴内，也仅仅是因为在时间上存在着一定的滞后。高名潞在其职业生涯中为自己设定的重要论敌之一，就是这种将中国推入历史候车室的思维方式。他主张，中国当代艺术能够凭借其自身的特殊性，对更广阔层面上的全球性问题做出回应。然而，为了让中国艺术成为其自身历史书写的主体，他在谈及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家时，却选择了和“西方学者”同样的用词——“还没有”达到某个阶段。这不是颇具讽刺意味吗？这样一来，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们就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和高名潞站在一边，承认中国、女权主义和艺术三者互不相容；要么坚持披上女权主义的外衣（“女权主义”前面总是有着“西方”这个限定词），承担忽视中国自身历史与文化的风险。

林天苗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个展“体·统”着重呈现了艺术家近两年涉及玻璃、液体等全新材质的作品，及其与她早期创作之间的呼应关系。本文中，林天苗深入探讨了两批作品如何共同传达出当下个体、集体、社会及政治之间的角力，这种角力状态又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反射到作品形式和材料不断提纯给艺术家带来的考验。展览将持续至8月26日。

对我来说，展览“体·统”四个部分的标题“个体意识”、“群体意识”、“公共意识”和“终极意识”仅仅是我与策展人亚历山德拉·孟璐（Alexandra Monroe），以及与馆方在语言沟通时的桥梁，解释它们的文字含义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沿着四个部分的路径设定，一层一层走上去的每位观者个体独特的生理、心理体验，以及个体认知程度的微妙差异性，才是最让我着迷的地方。

美术馆二层（“个人意识”部分）的两件作品《白日梦》（2000）和《反应》（2017-2018）正是调动观者这种体验和心灵感悟的开始。《白日梦》通过敏感的线把沉重的床拉至悬浮到空中，这种较劲的状态是我最用心的地方，也是对“真我”和“假我”并存的质疑。《反应》则是把观者置于孤独的陌生化空间，抽离现实，让他们彻底不受外界影响，仅依赖于自己跳动的脉搏来启动整个装置，在洁净的状态下去体验自己带给自我的心理感受。同步的脚底震感、机械的声音和模仿血液黏稠度的蓝色液体，既是机械的、假设的“我”，又是真实的“我”，这种感觉即分裂又怀疑。20年前的作品《白日梦》可能是作为艺术家的我，对“我”的自我询问和观望；而新作《反应》则是以中立客观的态度提示观者“我”的存在。两者的方式截然不同，但都强调了“我”的意识之间相互呼应的关系。

为了便宜机票，我先从北京飞到了那不勒斯。六个小时的中转时间让我决定去那不勒斯城里走走，一方面打发时间，一方面故地重游——八年前我曾经在那不勒斯附近一个考古工地短暂工作过。

那不勒斯城市很小，从机场搭乘公车大概二十多分钟就到了火车站附近，我便在火车站附近随便游荡。正当我在这座自以为熟悉的城市如鱼得水，甚至不忘通过微信给国内的朋友直播：“这个城市太好了，简直是人类之光！”时，突然身后一阵风，手里的手机便被一个极具爆发力的阴影拽走了，抬头只看到一个瘦小的疯狂奔跑的背影。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我稍微回了一下神才意识到手机没了，而没了手机，事先准备好的便利国际旅行也全部消失了！没有微信，联系不上家人朋友，也不能远程工作！没有谷歌地图，如何找路！就连晚上能不能顺利到达住的地方都变成了未知数！

追已经不太可能，看到街边突然缓缓开过一辆警车，我忙跑过去拦车“报警”。在谷歌翻译的帮助下，我和警察开始勉强交换起一些简单的信息。问到抢手机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子时，警察突然说：“Is he black?”

“Black，黑色的。”我的思绪又回到巴勒莫的街上。第12届Manifesta的许多场馆门口都站着样貌与众不同、黑色皮肤的人，他们或在维持展馆秩序，或操着流利的英语做信息导览，其中不少是刚刚落脚此地的难民。我想，他们站在大街上的不安全感，应该和我——一个矮小的、仿佛游客的中国女性——在那不勒斯一样重。2017年以来，在欧洲登陆的难民数量锐减，至今已经缩减至2015年高峰期的5%

宋冬指涉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以及银川自认中国地理中心的《世界的中心》（2018）是观众进入展览遇见的第一件作品，其金字塔的形状稍稍遮蔽了后方玛杰提卡·波图奇（Marjetica Potrč）的《银川：农居》（2018）。中心与边缘的焦虑——弥漫在整个西北地区上空的情绪——在这个定调性展示空间的作品关系中有意或无意被揭示出来。实际上更能定调整个展览的，是二楼墙上正对美术馆入口来自普拉巴卡尔·帕克布奇（Prabhakar Pachpute）的壁画，上面描绘着孟买周围的农民在今年3月组织的一次无声夜行，抗议土地被强征。这次事件被称为“农民的长征”，名字借用的正是中国红军的长征，不同文化在危机中隔空对话了。这些失地农民的身影漂浮在挑空大厅上空，仿佛引领着“艺术或哲学所要带来的人民”（展览读本第一页引用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这些人民是“受压迫、杂种、更低级、无政府式、游牧式和不可救药地次要的”，他们的图像成为孤魂，游荡在这座沙漠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里。

银川MOCA距离市中心20公里，双年展的确有点像是太空飞行物意外降落到了荒漠。建筑群周围整齐规划的草原和人工湖没有透露任何文化线索，蓝天和绿地都一望无际，让人怀疑自己身处爱荷华、荷兰或者北海道，但美术馆里面却汇聚了位于这些彼此相似的地点以外的地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加丹加矿区、咸海、纳米比亚沙漠、卡拉库姆沙漠、洞庭湖、印度的帕凯山区、尼泊尔的奇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