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逸

  • 书评 BOOKS 2017.07.16

    乔纳森∙克拉里的仪器隐喻学

    福柯式写作的历史突围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观察者的技术: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19th Century,以下简称《观察者》)已经是一本二十五岁的著作了。这本小书当时的惊世骇俗至今尚未消退,以致于到现在为止,任何有关“视觉文化”、“视觉现代性”以及“艺术与科技间关系”的课题讨论都绕不过这本书,其亦打开了重新认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新路径,彻底摆脱了现在对诸如印象派、摄影术与电影术诞生过分依赖的历史框架。

    这本书的开拓性也在于它打破了当时诸多学科写作的边界。如今读来,主论述部分的第二三章读起来更像一种结合了思想史、科学史和视觉史(history of vision)的新型写作方式,不拘泥于思想史中对思辨概念和论证的推导,而是以视觉以及一些光学仪器在哲学和科学家中的出场诊断不同时期(十九世纪和十七世纪)视觉和感官观念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克拉里和他九十年代的战友马丁•杰(Martin Jay,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做法类似,也与米歇尔(W.J.T.Mitchell)在《图像学》(Iconology)一书中对马克思等人对暗箱论述的分析遥相呼应。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来,这种写作方式反驳了哲学论述重概念轻图像、重思辨轻感官体验的形而上偏见,重新将感知、身体等议题拉回到哲学和思想史的关注范围里。

  • 书评 BOOKS 2017.02.02

    钱文逸:2016年最佳阅读

    学科文本

    潘诺夫斯基,《论描述与阐释视觉艺术作品的问题》

    克利福德∙格尔兹, 《深描说:迈向一种文化的阐释理论》

    “理论”二字在人文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收获不同的定义,而在“理论”当道的今日,细读艺术史和人类学在企图建立批判性学科方法的伊始所作出的对学科“理论”的定义与阐述带着某种简洁明了的反观作用。文本都企图为学科实践——对于艺术史而言,是对艺术作品的描述和阐释;对于人类学而言,是实地的田野考察——提供一些自洽、但不会因此而限制实践自身能动性的理论依据。它们在为理论在学科实践中小心寻找恰当定位的同时,深刻意识到每个实践行为中内置的一些尚未被勾勒的理论的形状,并谨小慎微于如何能够令理论成为实践与体验的自然延伸,而非来自于外部的粗暴改造。

    二位最终都落脚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上世纪杰出人文主义者,于字里行间透露出两种不尽相同但都异常精确的学科伦理。潘诺夫斯基的德语时期仍带着新康德主义批判及逻辑思维的深刻烙印,企图为学科建立整体性的超验认知和理论框架。肩负这一传统的潘氏在每个字句间确立的缜密思辨关联和其中敏锐的问题意识在学科史上鲜有人企及。相比之下,格尔兹的英文文笔没有哲学概念的牵绊,却在措辞遣句中体现出一种更发自对自我与他人生活之体认的生动、精确与深入。这两篇论述为各自学科所提出的理论愿景或许都能为学科实践提供一种更从容的步伐,为理论和思想本身提出更严密的伦理尺度,并在二者间丈量出一种可能、却尚未来临的相遇。

  • 永远的抽象

    “永远的抽象:消逝的整体与一种现代形式的显现”在叙述上以两个中国抽象艺术历史叙事中无法回避的“尴尬”作为激发点:其一,抽象在中国现代艺术中的叙事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边缘化,难以形成具有自身历史能动性的线索。其二,被文化冷战抽空了历史动因的西方抽象艺术于全球化的当下,其遗产究竟为何也变得越发模糊。抽象不再具备面对并回应当代社会境况的力量,甚至通过二维码、卫星地图和政治修辞等变体全面占领当下的生命体验。

    “断裂”与“间隙”因此构成了“永远的抽象”一种积极的空间与叙述策略。空间策略体现在两个展厅中断、迂回且不对称的反复关系中:从一号到二号展厅,需穿过红砖大厅的下沉区,右转,走上楼梯并转身后方能继续参观。更重要的是贯穿全展的旁白对一种历史能动性的寻回。散布于展签中对“抽象”的纷繁指认将美术馆体制赋予展签的附加注解属性转化为一处处小着力点,并在叙述串联中构建起平行且作用于视觉体验的阐释思辩空间。词语在反复(即便偶尔失焦)的打磨、迁移与转化中不断调整着参观者对抽象的语义与视觉认知,却无法时刻被展览预设的中英对照体系精准捕捉。其在历史语境与陈述语种中必要转化与时时错位,恰指向一种不再能被轻易厘定的“抽象”观念。

    旁白大致分为两个“声部”。一是对二十世纪至今不同主体性实践的深描(thick

  • 书评 BOOKS 2016.07.06

    迪迪-于贝尔曼的重击

    一.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 Huberman,下文简作于贝尔曼)的写作曾经给过我两记重击。一次是《安吉利科:差像与喻体》(Fra Angelico: Dissemblance and Figuration),书中庞大的神学架构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宗教绘画可能蕴含的丰厚的视觉和思想体验,用于贝尔曼的词汇来说,这便是宗教艺术的灵验性(efficacité)。这个词相比“效果”(effet)多了一份仪式和巫术感,也多了一份灵光。读罢,书中细节消散,但这种体验的深邃无底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另一次是读过《在图像面前》(Devant l'image)小半年之后,我重看补编中提到的维米尔的《花边女工》(Lacemaker,1665)一画。曾经一度逃过我眼睛的那团红色颜料在屏幕上被放大,如同一双骤然拽住我双眼的手,让我不能再不面对这团涌出的色彩。这是某种无法找回距离的失焦,一个让眼前所见的一切突然变得模糊、因而丧失读解可能的瞬间。从之前的“看不见”到之后的“无法不看见”,这个细节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一幅画的观看,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从体验层面理解于贝尔曼书中所谓“可见”(visible)和“视觉”(visuel)的差别。前者或许可以被认为是进入了知识的现象,而后者是更接近梅洛-庞蒂笔下经由身体与世界的交织、被物质和材料构建起来的体验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