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雷

  • 制陶女将火高高举起

    “制陶女将火高高举起”的十一位参展艺术家均为女性,但展览的侧重点并不在性别政治,对女性视角的呈现也不是透过人与人的情感关系,或是生育和哺育的神话传说来完成——尽管展览的英文题目“嫉妒的女陶工”(The Jealous Potter)取自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著作。策展人通过将制陶术置于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1934年出版的著作《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提出的“容器型技术”概念下讨论,试图寻找别样的思考路径。

    展厅入口处是陈安琦的瓷土雕塑《娩》(2018):一个由若干高跟鞋组装的骨盆。瓷土均匀、平滑、无色的质地削弱了作品所用身体符号的性别表征,让其更多指向了社会语境中的身体,或者说女性身份的社会建构,而非内化的心理结构。女性身体与性别的个体表征,在展览中被有意弱化,与此同时,转化生命形式的材料得到凸显。在阮家仪的动态装置《登陆何处》(2023)中,各种塑料制品、茶叶盒、瓷器玩具等物件参差摆放在旋转的双层圆盘上,在LED灯的照射下,这些物件的投影在墙上展现出一幅香港城市演变图:不同年代的街景和时代符号,像走马灯一样轮番上演。

    与动态的、显性的、机械的技术不同,芒福德提醒我们,一种静态的、隐性的、容器的技术往往被忽略。陶罐、水罐、花瓶、炉火盆、炊具、食器等手工造物在原始部落的制作里跟人与世界的沟通能力紧密相关,而现代工业的制造则令人与这种能力解离并对沟通本身产生遮蔽。在这个意义上,女性视角与容器型技术彼此重叠,都试图对当代媒介现状给予反思,并重新弥合人与世界之间的分裂关系。

  • 重庆漂移

    胶合板、防护网、水泥砖、叉车木托盘、彩条遮雨布……重庆工作研究所(简称重工所)在长征独立空间的展览现场就像工地。策展人石青有意如此设置,当然不仅仅是对重庆城市情境的提示,也是对身体在场的召唤。观众不得不迂回、绕行在高低错落的“搭建”中,与作品和他人相遇,有时甚至必须经过只容一人的通道。略嫌刺眼的、似乎街头广告专属的、不同颜色的灯带,穿透阳光板,感染现场每个人,谁都不能全然置身事外。

    一体化的展陈设计里散布着重庆工作研究所各个成员创作或合作的12件影像作品。这个由鲍大宸,董勋,李波,吴剑平,余果和石青,姚梦溪等于2018年创建的艺术家群体组织并不严密,其结构松散的流动性如同这些临时又脆弱的展陈材料,同时也在部分展出作品中有直接的呼应。比如杨光影的《重庆盗链》(2019)和李波的《分离术》(2020)分别借助小商贩和棒棒(挑夫)与“有关部门”协商开辟的朝天门临时通道,以及嘉陵江大桥下被铁栅栏围堵的民间信仰场所,对弱抵抗性做出了思辨审视:面对强力架构和规划操控,艺术家将镜头对准了草根创构和自我把控。在鲍大宸、董勋、吴剑平的《山城防御体系》(2021)中,“据山凭水、台地联动”的巴蜀古战场遗址被重新评估:加速的空间生产中如何保存多维与多义的“卡卡角角”(西南方言,意为角落),进而提出一份立体城市的行动指南?毕竟,“最激烈的交锋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董勋+吴剑平)。

    奇幻景观、复杂立交…

  • “非”真实——算法之当下

    算法意味着一个进程(Process),比如快速评估从A地到B地的最优路线,或者是网络对弈之中程序对落子的判断,等等,它不只是计算,但和所有的计算一样,算法本身包含了一个非常基础却又无比关键的事实,那就是忽略细节。在“一把椅子”和数字“1”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只是被某一进程以或高度抽象或局部抽象的方式构造在某一模型之中,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算法世界始终存有自我抵抗的冲动,尤其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算法这种忽略近乎删除。然而在涌现理论(emergence theory)里,删除一说并不成立,甚至恰恰相反。德国艺术家拉尔夫·贝克(Ralf Baecker)的《界面Ⅰ》(Interface Ⅰ, 2016)在展览现场通过动力机械装置模拟了一个“零删除”的情境。每一个马达、每一条绳线、每一个网格,以及由盖格-穆勒管敏感捕捉的电子辐射和随机射线,都成为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共同作用于系统的同时又共同失去对系统的控制,呈现在观者面前的动力痕迹与装置图示来自整体的瞬间涌现。这种现象就像鸟群的飞行或者蚁群的协作。艺术家在创作说明中引述美国学者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经典语句,将之看作一种“力量的舞蹈”。

    算法的确在创造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简单来理解,可以套用皮克林另一句话来说明:“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实践的冲撞》[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