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明 | Dawn Chan

  • 亚洲未来主义

    是否有可能穿越时间成为“他者”?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种被亚洲塑造的未来神话已经渗透到全世界的想象之中。这些由技术消费主义驱动的大陆城市,如同一个装载着超光速引擎的生动舞台,林立的霓虹灯、通宵游戏玩家和回转寿司都可以轻松地浮现于脑海。与此同时,近些年艺术史写作中亚洲(特别是东亚)艺术家们的作品常常成为描绘更加梦幻的未来蓝图之典范——生化人的爱情或虚拟现实大都市等诸多叙事常现其中。只不过几十年前是白南准的电视和机器人,之后是李昢(Lee Bul)的赛博格雕塑,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则是陆扬的迷幻数码自画像,以及跨媒体实验室(Transmedia Lab)复写佛经的机器人手臂。

    1986年,鲍德里亚在描写美国时谈及了美国的反面:日本。确切地说,一个“在某个我们无法理解的悖论之中,成功地把领地制和封建制的权力转变成了去领土化、失重的权力”的日本。“日本,”他继续写道,“已经是地球这颗行星的卫星。”几年后,延续鲍德里亚的思路,大卫·莫里(David Morley)和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提出了“科技东方主义”(techno-Orientalism)一说。他们认为,日本的现代化之路已经成为其作为东方他者的异域化形象中的关键元素,这一形象的塑造同样反映了西方世界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排除异族等历史暴力的焦虑。尽管他们的言论带来了对亚裔身份如何通过迁徙和隔离的方式转变的种种讨论,科技东方主义的化身还是不断出现在高等艺术与大众文化中。也许正如批评家上野俊哉(Toshiya

  • 郑曦然(Ian Cheng)

    一直以来都有给人工智能机器起简单音节名字的可笑传统,这类名字大约介于省事儿的绰号或者是没啥特色的公司行话缩写,比如说HAL 9000——《2001太空漫游》(1968)里的杀人人工智能,或者Tay——微软命运多舛的聊天机器人。可能也是基于这个传统,郑曦然把他最新的虚拟生命体命名为《信仰包》(Bag of Beliefs [BOB],2018)。这个数字时代的怪兽长了一颗鲶鱼般的脑袋,身体细长分段,质感看起来有点类似红珊瑚。BOB被散养在一个虚拟的饲养箱里,四壁是米色的,它可扭动着四下游走,探索这个3乘以6块屏幕拼起的生存环境。

    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者们有时会聚焦在“单一代理系统”(single-agent systems)的研发。这个听起来很有高级感的说法其实描述的是一个只有两种基本元素构成的世界:一个孤单的小生物,以及一个它需要去适应和探索的环境。和郑曦然此前的很多作品不同——里面充斥的各种怪兽往往有生物的外形——BOB似乎恰恰模拟了这种精简的单一代理模型。放在当代艺术的展示环境中来看,这一手法产生的效果开始回应到传统肖像画中的主体-背景关系。只不过郑曦然反转了这一类型。如果说肖像绘画一直以来都基于一种特定的矛盾——如何处理模特的外在样貌和其未知的内心世界之间的分裂——在新的语境下,这个问题显得无关紧要了。因为BOB的描绘者也是赋予它心理活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