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彦翔

  • 所见所闻 DIARY 2019.01.03

    跨年

    巴黎,一场集体式血清素不足的欢庆

    图文 / 方言

    在一个快乐被强制奉行的时刻,选择性不快乐或许成为了一种需要争取的的自由。这场由巴黎市政府举办、“黄背心”宣称会参加的烟花跨年庆典,注定具有某种反新年意味。我和几位友人如大部分游客一样,因香榭丽舍大道路段地铁站关闭而选择从杜乐丽花园向凯旋门缓缓步行迈进,并在晚上十点左右进入协和广场附近的活动入口。尽管活动还未开始,但已经可以预见到今年的跨年活动较之往年的冷清:从禁止酒精的严格安检措施到大量出动的警力,再到香榭丽舍大道上不少正常营业的高级餐厅和闲坐在路边的游客;当然,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向凯旋门广场行进沿途遇到的零星“黄背心”。

    自11月中至今已扩散至全国乃至欧洲的“黄背心”运动,或许就像一个脱胎于左右派分野的马克龙政党的镜像式对应存在;它令许许多多原本孤立的个体以一种集体的方式分散状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并规律地封堵城市交通运行的要害,本身就是一种问题症结的可见形态。然而,在这个据官方统计约25万人参加的活动中,到场的“黄背心”仅有二百多位,且大多分散在各处,与那些今晚身肩重任而神情严肃的警察相比,倒真显得有几分“轻松”。

    我们终于见缝插针地挤入了广场附近拥挤的人群中;聚集其中的一小群“黄背心”正高举着黄色气球,庆祝式地雀跃高喊着“马克龙,辞职”的口号,引得旁人也踊跃加入。在不乏欢笑声的友好互动中,Kader(一位住在巴黎92省的退休老人)谈到他长期参加多种游行是因为希望抗议能产生1968年运动的效果,却并不真正对这能带来的改变抱有太大希望;或许因为身为梅兰雄支持者,他甚至抱怨某些“黄背心”的极端破坏行为给集体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形象。

  • 观点 SLANT 2017.10.10

    致NK

    亲爱的NK:

    上次见面的交谈中,我们起了一点冲突,我对自己当时的武断言辞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你说得对,我应该更留意自己的措辞,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因此在这段时间,每当我有些许精神上的私人片刻,我总是会重新回想自己说的那些话,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理解与想像。

    当我们在东京说到“欧洲”这件事时,也许身为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人,我们之间的认知有着极大的差距。好比当我们谈到克罗埃西亚是否作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时,你给了极为肯定的看法。克罗埃西亚确实是欧盟的一份子(在2013年经过前一年的公投之后)。但在历史上,克罗埃西亚作为欧洲世界与鄂图曼土耳其两大文明的交界,近代曾隶属奥匈帝国之下,之后经历了纳粹占领,到战后成为共产革命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它与西欧之间有着若即若离的复杂性。

    我想谈论关于一个文化的归属,不论是对于一个区域或是一个个体,都略嫌武断。而这个将一个个体放在一种认同结构中的诉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我其实并不想如此将一个生命体放到那么大的结构中,然而,它也可能是将一个个体放在众多个体命运的行进之中。只是,我在想那里是不是有一种契机,去谈论这种内里上的对应与矛盾性。

    可能我在你作品中的状态里,总是看到一种无国界的身体的形象。至少在我生长的环境里,因着清帝国、日本帝国的殖民,到国民政府几乎压榨的统治,到今日中国这个形变为帝国主义当代版本的霸权的阴影。我们总是处于一种向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