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莱德

  • 观点 SLANT 2020.10.07

    我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芭芭拉·罗斯(Barbara Rose)

    艺术是唯一值得让人为它去死的东西。

    ——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

    我们在伯克利住的地方真不错,朋友度假去了,把房子留给我们用。很多房间,几件旧家具,深色木料镶板,以及湾区生活的基本用品,一张橡木圆桌,桌子周围似乎永远都围着一群人。到了之后不久,按计划我应该跟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琼·乔纳斯(Joan Jonas)汇合,然后开车去内华达州看海泽的《双重否定》(Double Negative)。

    过去两年,我一直跟塞拉保持断断续续的交流。他对艺术和艺术问题胃口极大。每隔几分钟脑子里就会蹦出一个新主意。他对艺术界的表演规则感觉极好,对自己在艺术界(生涯)里行动时机的把握几乎跟艾比·霍夫曼一样精准。实际上,霍夫曼的名字在去往内华达的一路上经常被提起。塞拉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上的学,在经历过景岛社区(Isla Vista)的一系列事件之后,他开始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那个校园里出来的最富革命精神的产物。我们在讨论什么才是最革命的行动?(“革命”是我那年夏天听到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没人用它指代政治权力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移。大多数时候,它似乎指代的是那些能最迅速有效地让美国恢复理智、停止战争和种族歧视、带领各国将地球从即将到来的毁灭中解救出来的方法。)塞拉正在考虑,如今时代的大环境是不是正在强迫我们接受一整套全新的观点:关于什么是艺术家,艺术家干什么。我赞同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