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奥斯特韦尔

  • 上演母亲

    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在1978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道,曾有一位熟人赞许地告诉她,她画得“像个男人”,但尼尔本人并不认为绘画有性别之分。“我不觉得有什么明确的女性绘画”,她说,“也不觉得谁有本事能区分男性的画和女性的画。”她的母亲肖像画超越了任何本质主义性别观念,描绘了一种复杂的矛盾性,任何曾经为了让另一个生命活下去而战战兢兢过的人都能够与这些作品产生强烈共鸣。虽然尼尔反对将创作过程性别化,但她的创作视野与她对孩子,对绘画的哺育工作密不可分。通过描绘与同是自我之延伸的他者之间的激烈对抗,尼尔捕捉到生育的奇妙以及养育的包容和深刻性。在尼尔的作品中,这种哺育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也是一种观看方式。在她的孕妇和产后女性肖像画中,身体是陌生婴儿的载体,有时臃肿,有时疲惫,焦虑地适应着他人的目光,而且总是处于重重关系之中,哪怕在独处的时候亦是如此。早在1930年绘制《堕落的圣母》(Degenerate Madonna)时,尼尔就拒绝理想化的母子形象——那种将养育渲染得如同圣母受孕般完美无缺的形象。

    在尼尔的眼中,不仅母亲,所有他者都暴露出自身的脆弱,他们筋疲力尽但仍坚持不懈。她标志性的蓝色线条勾勒出描绘对象为了活着而采取的独特姿势。尼尔的绘画仿佛回到雅克·拉康在他关于镜像阶段的著名文章中分析的镜面场景(specular

  • 魅力,光环,悄然走开

    我第一次听说玛丽索(Marisol),是从一个1960年代就开始展出作品的画家同行那里。千禧年刚过不久,我们坐在曼哈顿翠贝卡区的Puffy’s Tavern酒吧里。“这儿以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酒吧,玛丽索经常来”,他提到她的名字时,带有一种通常人们在谈到另一位波普艺术宠儿——玛丽莲·梦露时才会流露的敬意。

    谁是玛丽索(1930–2016),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她?即便我填补了自己的无知,玛丽索反常的无名状态却依旧持续。 “反常”,是因为在1960年代初期到中期,她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知名度最高的女艺术家之一。出生在巴黎的一个委内瑞拉精英家庭,玛丽索被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称赞为“第一个散发出迷人魅力的少女艺术家。”[1]包括鲁迪·伯克哈特(Rudy Burckhardt)、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和汉斯·纳穆斯(Hans Namuth)在内的一些最负盛名的男性摄影师都曾拍摄过她,关于她的文章“在女性杂志和艺术期刊上出现的次数比任何在世艺术家都多”,而她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这些追捧过她的刊物:《时代》、《生活》,以及其他的光面流行杂志[2]。1957年,她在利奥·卡斯特利(Leo Castelli)的纽约画廊举办的展览宣告了她的登场;1964 年,她在曼哈顿上西区斯特布尔画廊(Stable

  • 坏浪漫

    从大卫·格里菲斯(D. W. Griffith)富有煽动性的《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 ,1915)和《残花泪》(Broken Blossoms,1919),到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62年改编的《洛丽塔》,再到波姬·小丝(Brooke Shields)在《艳娃传》(Pretty Baby,1978)中饰演一名未成年妓女,以及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在《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1999)中因迷恋一名少女而引发中年危机,美国电影观众一直被不同代际之间的情感关系和掠食性虐待的暗示所吸引。在上述几乎所有案例中,被追求的年轻人都是白人,而年长的情人(或掠食者)都是男性。

    最近有两部以同意、权力和欲望的交织为核心的电影,通过调转潜在施虐成年人的性别,颠覆了这一传统叙事:托德·菲尔德(Todd Field)的《塔尔》(Tár,2022)和托德·海因斯(Todd Haynes)的《五月十二月》(May December,2023)将镜头对准复杂的成年女性角色,且她们都有一位年轻的情人。在《塔尔》中,凯特·布兰切特饰演一位世界知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她与年轻女音乐家的恋情最终摧毁了她的事业。在《五月十二月》中,朱丽安·摩尔饰演的格蕾西因与一名韩裔美籍七年级学生乔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而被送进监狱,出狱后她选择与乔结婚。这两部影片都是在#MeToo时代制作,并且直接回应了#MeToo的关键问题:当参与者的性别、性取向和/或种族与常规模式不同时,代际欲望的伦理和政治是否会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