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一个令人费解的新奇装置在纽约丹尼尔画廊（Daniel Gallery）迎候着访客：在这块木板的上端，有一对儿金属响铃，底部有一个按铃器；左右两侧由手绘的f形音孔所框定，给人一种乐器或发声装置的感觉；而中间那只凸起的掌印，又似乎暗示了它刚刚被使用过。但实际上，这件名为《自画像》（Self-Portrait）的作品却拒绝运作。其抽象的构图与“自画像”这一概念之间的断裂本身就令人困惑；其不可操作性更加深了观众的不解，也更凸显了艺术家那份顽皮的挑衅之意。

目前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曼·雷大型回顾展中展出的一张小照片，是这件佚失作品留下的唯一残迹。实物的缺失，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达达主义者对审美持久性的无视，但其中的图像符号——及其反传统的尖锐讽刺——却始终贯穿于艺术家的整个创作生涯之中。我们一次次目睹着机械与色情之间神秘的交汇；一种自成一体的对称性，时而被形式与概念上的不协调所打断；完整的具象形态被脱离实体的符号与轮廓所取代。在这些方面——连同《自画像》对黑白对比、形式与虚空、平面与立体的博弈——这件作品即已预示了艺术家随后开启的类摄影（para-photographic）实验，它们很快成为他创作的重心，并渗透到他所有媒介的表达之中。

1921年，当曼·雷在为法国先锋时装设计师保罗·波烈（Pa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