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或揭穿
几乎是从停止拍摄的那一刻起，蔡东东成为了摄影艺术家，更准确地说，成为了一位关于摄影的艺术家。他退出了图像生产者的行列，站到观众这一边，思考着接受的荒谬和疑难，进而针对已经存在于现实中的图像开始工作，“像一个外科大夫一样，对这些既存的照片做起了手术”。
它们部分地来自他过去拍下的胶片，更多地来自旧货市场，以及宣传部门淘汰的图像资料，他从那里搜集到各种各样的旧照片和底片，将它们带回“暗房”，不时地琢磨可行的手术方案；卷曲、打磨、移植、刮擦、撕扯、灼烧等等，这些手法俨然具有手术刀式的暴力感，但目的在于挽救：发现僵化的图像背后的某种“戏剧性结构”，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而这要取决于在他和图像相互审视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增设一个“刺点”的可能。
“当所有人都摄影的时候，其实摄影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它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像网络也成为我们生活现实的外延，摄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引自蔡东东、海杰对谈：《摄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蔡东东的论断针对了摄影的整体存在轮廓，照相机所衍生的技术性图像已构成了极度膨胀的现实景观，同时也逼迫艺术家们在卡尔维诺论及的两条道路间做出选择：“我们可以把用过的形象放入新脉络和新语境中进行再循环，改变其意义”，或者，“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东西一笔勾销……仿佛处在世界末日之后的世界里”（引自《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蔡东东显然倾向于前者，他声称自己是“图像的编辑”，确实，在链接、加工、重新编排既有文本的这一向度上，他的形态暗合着尼古拉·布里奥（Nicol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