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布莱克 | Hannah Black

• 

  杂志 PRINT 2018年5月

  超能力

  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于今年二月上映。也是在二月，赫尔曼·贝尔（Herman Bell）——他是前黑人解放军（Black Liberation Army）成员，黑人解放军是由黑豹（Black Panthers）成员组成的一个地下黑人权力组织——在度过了45年的牢狱生活后获准假释。《黑豹》在上映的一周内票房达到二亿四千一百九十万美金，这对于迪斯尼公司来说可谓不薄的利润。而贝尔的听证会则经历了延期和一个无比漫长的审议过程，不过最终还是迎来了结果，他于三月中旬获得了假释权。另外仍有15位前黑豹成员目前尚关押在狱中；一些人已经在服刑期间去世，他们所有人都经历了虐待和折磨，包括关禁闭及拷打。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纽约的警察组织纽约市巡警福利协会（Patrolme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还在竭尽全力地对贝尔的案子提出异议，希望能够撤销判决结果。

  警察和政客们搅合在一起，仅仅因为对黑人暴力的抽象恐惧而力图剥夺一个七十岁老人的自由，这等诡异景观在《黑豹》上映的背景下看起来更加鲜活生动。两个事件的巧遇惊动了那些古老的鬼魂，如果说我们此刻还算不上鬼魂缠身的话。《黑豹》的导演瑞恩·库格勒（Ryan Coogler）的处女作《弗鲁特韦尔车站》（Fruitvale Station，2013》是关于加州奥克兰的奥斯卡·格兰特（Oscar

• 

  杂志 PRINT 2020年12月

  到外面去

  所有的暴乱都闪耀着世界-历史的光芒，但因乔治·弗洛伊德而起的反抗则格外耀眼，因为它们打开了世界的大门。暴乱通过证明其可能性从而拯救了社会生活，我们在户外戴着口罩站在一起，并没有被疾病击中。这些暴动重建了居所的“外部”，同时也激活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部”。在暴乱前，甚至在疫情前，我们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似乎是完全隔离开的。

  外部的打开是抗议活动的一个偶然效应。尽管这些抗议是一种悼念，但一场暴乱也是一个人群不受控的互相作用的力量，这在大量的人聚集在户外时就会产生。通过创造公共空间的新用途——通过破坏街道设施，通过将玻璃窗击成碎片，通过让高速公路瘫痪——这些暴乱证明了，所有的物都可以因集体行动而彻底改变其性质。一场暴乱无法让死者复活，但是它却可以让城市死寂的空间重生，让街道重新充满活力——“我们的街道！”就像是那些高呼里所说，这种民权-无政府主义的陈腔滥调在此刻是有意义的，街道的确被用作了他途。那种占领街道的生理性冲击甚至在日常交通恢复后仍然挥之不去。

  到外面去是重要的，因为当你直接触碰到空气，当你看到人群，你的感受会不同。社会生活恰恰是革命应该处理的问题，所以警察短暂而肮脏的历史不仅仅因控制奴隶而出现，也因控制人群而出现。不同于暴乱或是艺术的想法，警察是专门用来消灭的，在他们作为警察行使权力时他们根本不是作为人存在的。他们反对逃脱，反对聚集。街道是劳动阶级社会生活的框架和脉络，而警察限制了他们可以在那里获得的愉悦。警察的工作就是粉碎“非正式”的街道生活及其所有表现：街边摊、游荡，所有对他人无害的“罪行”，而警察将种族主义投射其上，并且给予其合法性。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