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博

  • 罗尼·霍恩

    罗尼·霍恩(Roni Horn)的作品看上去并不复杂:彩色玻璃制成的柱形雕塑、人像和风景摄影、斜倚在墙边的细杆上的诗句……观众不会不知道自己在看的是什么;但想要进入这些作品,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和美术馆一楼被落地窗环绕的展厅,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霍恩标志性的实心铸造玻璃雕塑。这些雕塑由有色玻璃浇铸,经过长时间退火,作品表面形成了模具自然留下的磨砂质地;而雕塑的顶部则经过抛光,现出纯净透明的效果,与侧面的彩色磨砂相互映照,俯视宛如一汪清水。正如玻璃材质本身就处于一种难以归类的介稳状态(尽管呈现为固态,但其内部分子仍是液态排布),霍恩的玻璃雕塑也同时具有视觉上的轻盈与物理上的沉重,并随着观看状态的不同,不断地在轻与重、有与无之间转换,在静止中生出变化。这种“无定形”的状态让外部环境(比如光线、倒影)得以进入作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改变作品。在此次展览中,艺术家就决定大量关闭场馆内的人工光源,转而通过自然光进行照明,以强调外部环境与作品互动互文的关系。

    在霍恩那些成对展示的摄影作品——如《逝去的猫头鹰》(Dead Owl,1997)、《成为风景》(Becoming a Landscape,1999-2001)——中,变化却恰恰以重复的样子出现:两张看似相同的照片,正是因为重复出现,才会让人留意到其中难以察觉的差别与完全不同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霍恩在作品《即》(a.k.a.

  • 所见所闻 DIARY 2022.03.22

    在世界“隔离”

    广州的三月,气温突然上升,恍如夏天。经过因疫情与寒潮而显得格外漫长的冬季,珠三角的艺术项目和衣服下的皮肤一样,都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透透气。广东时代美术馆在三月第二个周末一下子推出三场展览,而在离广州不远的顺德,和美术馆也迎来了其开年新展“ON|OFF 2021:回到未来”的开幕系列活动。

    周六中午,我与许久未见的导演赵志勇相约在扉美术馆旁的港式茶餐厅碰头,赶在开幕之前,先聊上几句。2019 年,他与公益机构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合作,创作了聚焦流动女性生育经历的戏剧作品《生育纪事》。之后,那些因调研而集起、又没能在剧场里呈现的素材,则被发展成了一个游戏和一场展览。此次在扉美术馆呈现的项目“不止是目光——由木兰的故事开启的三个邀约”,也开始于这些工作。

    能在广州看到“木兰花”(木兰花开对流动女工的一种代称)的故事是令人欣慰的,这至少说明行业里还有人在关心这些人和事。而每次看到这类项目,我心底又总犯嘀咕:虽然美术馆自带成熟的展示机制,但艺术展览却又恰恰无法很好地展示出社会实践中那些难以转化为作品形态的具体情境与交往(即使是通过文献把“阅读”引入展览,效果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除了提供展/演的方法与某种自诩公共的“可见性”,艺术的社会实践还能做些什么呢?

    “不止是目光”显然也不满足于仅仅被“看见”,它还想邀请观众亲身去体验木兰花的生命故事,并把游戏剧场《木兰花的人生》放在了展览的核心位置。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不是在展览中加入了一个游戏,而更像是为了完整的游戏体验而搭配了一场展览。

  • 一个人的社会

    广州新造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一个人的社会”共展出了十组田野调查与社会实践项目。两两成组的艺术家与他们选择的合作者在这些项目中强调了对微观、具体的个人的关注,并试图寻找一种以相互看见为基础的、共同工作的方式。

    这一取向似乎是在回应当代艺术的一种现状:虽然十分关注社会问题,艺术工作却常常止步于宏观或抽象层面,给人一种“不贴地”、“不到肉”的感觉。实际上,任何社会问题最终都会作用在具体的人身上,同时反过来说,对个人的考察也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问题的具体现实。与此同时,不同于文学作品中所谓的“通过个人的经历来反映社会及历史的进程”,“一个人的社会”所引入的精神分析视角,为艺术工作提供了一种方法,在“个体特殊的主体逻辑与社会现场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策展人满宇语)之中,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也即展览所说的“无名”状态,或者说是个人与社会之间那些被遮蔽的、难以言说的“扭结”。为了实现这种打开,艺术家就必须要在合作者所处的具体上下文中来理解对方,同时也必须要去面对艺术家自己的上下文,而不应该置身事外。

    在唐浩多、余秋呈和东启等人的实践中,我能看到一种艺术家“置身事内”的切身状态——他们的实践不仅仅是出于兴趣或者好奇心,更是源自个人的经验甚至是痛苦的遭遇。比如,艺术家唐浩多本人是父亲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也是其母亲及弟妹遭受暴力的见证人。这种经历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和创伤,而通过对父亲长达两年的田野

  • 观点 SLANT 2019.06.11

    目的地:空港

    也许很难说清,2019年5月末在“广州翼·空港文旅小镇”开幕的“2019广州空港双年展”到底算是一场艺术展览、一次城市盛事、一项政策创新,还是一个地产项目的营销手段;也许一个更加便当、毋须纠结的回答是,以上皆是。与许多其他项目类似,在“空港双年展”周围,聚集了各种不同的参与者与相关方,他们各自寻找着自己的空间,共同构筑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站在外部,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明确而周延的方式去描述它。如同本届“空港双年展”的主题所提示的那样,这确实是一种“极限混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貌,得出不同的感受与判断。

    目前看来,如果我们把对空港双年展的评论大致分为两类的话,那么在社会层面,大家关注的多是“空心村”如何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艺术如何让乡村“旧貌换新颜”;在艺术层面,经常看到的关键词则是“艺术介入/赋能”(虽然联合策展人鲁明军也强调了此次双年展与社会参与式艺术惯例的区别)、“空间营造”与“文化融合”。然而,在事件的背后,似乎仍是那个关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有具体的问题都会被搅和在一起,裹挟着所有人共同“向前”,即使他们可能彼此对立、各走一边。

    据了解,此次“空港双年展”始自项目所在地广州市人和镇凤和村及其周边配套的城市更新/改造计划。如今,在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三旧’改造阶段”之后,广州的城市更新工作进入了“系统和谐更新”阶段,即“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利益共享为原则,强调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文化保护和人居环境改善……注重长期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确保产业和项目的有机融合,完善各利益主体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

  • 所见所闻 DIARY 2019.01.08

    如果技术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

    12月21日,刚刚经历过一波冷空气的广州,出现了久违的骄阳。上午10点许,人们聚集到二沙岛上的广东美术馆门口,等待第六届广州三年展的开幕。当天一早,几个已经在这里待了几天的艺术家就跟我说起了岛上环境之“高档”:作为珠江上的一个沙洲,这里距离广州如今的CBD珠江新城仅有十分钟的路程;岛上别墅林立,平均房价已经超过了10万元/平方米。如此环境加上广东美术馆的国营身份,在这里举办广州三年展,确实颇有点占据南方“高地”的意味。

    而作为珠三角地区的一项文化盛事,看得出此次广州三年展也是卯足全力,力图联合起更大范围的区域力量,并选择了多家在美术馆生态链上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参与到分展场、平行展或是其他关联项目的组织之中。此次开幕周三天的日程里,就紧锣密鼓地安排了七个室内展、五场开幕式、一场学术论坛和一个公共艺术展,不可谓不丰富。只是从内容的关联度上讲,大多数的平行展并没有与主题展的议题产生什么深入的联系或对话,而更多地像是一种区域性的工作联动,借助三年展的平台进行集体呈现。

    实际上,此次三年展的主题“诚如所思:加速的未来”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且层次丰富的议题:不仅关注了当下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着的技术变革,更涉及到了被技术媒介化的现实以及基于“物的集合”和“重整的人文主义”的宇宙政治。展览通过相互交错的三个部分展开了对这一议题的探讨:“叠加:数字中的艺术”由菲利普·齐格勒策划,着重探讨数码的重

  • 所见所闻 DIARY 2017.08.30

    热闹又寂寞的艺术与书

    每年夏天都是上海爱书之人的节日。而现在,除了盛大的上海书展,想要寻点特别的出版物的人们又有了另一个好去处——abC艺术书展。这个由梦厂和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联合主办的艺术书展已经办到了第二届,这对于关心它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有了去年的成功经验,今年的书展不管是在展览规模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有一定的提升,在保留了一系列现场公共活动的同时,还增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家书展览。如此丰富的“节目”,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城中爱书之人的光临。

    周五开幕那天下午,上海的天气热得不像话。可是不到两点,展馆门口就已经聚集了不少等待入场的观众。美术馆一层平时用作通道和Cafe的空间,早早就被铺上灰色桌布的长桌占领。一百多位参展者、四百余种出版物就这样满满当当地摊开在观众的面前。这样的诚意得到了观众热情的回应,三四点的时候,美术馆里已经是人潮汹涌,一波又一波的参观者不断在各个摊位前聚集又散开。

    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今年书展的几个特别单元。其中,由书名号出版众筹策划的“东张西望”带来了柏林工程艺术大学师生的多本摄影书;由旅居挪威的一对中国夫妇发起的跨文化项目Northing则集中呈现了当下挪威新生代的独立出版物;走廊尽头的申氏书局独占一张大桌,摆出了台湾独立出版的代表之作。在官方手册里,我还看到了在艺术书领域鼎鼎大名的机构Printed

  • 冯晨个展

    冯晨在胶囊上海个展中的核心部分是一组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录像装置作品:它们分布于画廊的不同房间,看似各自为政,但却保持着某种完美的同步。这组作品源自冯晨对声音与图像之间关系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与回应的中心处,一个暂且可被称作“自然主义”的观点认为,声音和图像的初始关系是自然和谐的,因为世界是和谐的,它们只是在媒介的再现中发生了变形或者缺失——这是一种“技术之罪”;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再现”,声音与图像之间并不存在稳固的关系,我们通过感知获得对于世界的某种“猜测”和“模拟”。冯晨显然对后者更加感兴趣。

    如果录像不仅是一种记录,录像创作也不仅是对素材的拍摄和剪辑,那么更重要的是去创造一种生产声音与图像关系的机制。以此次展览中的一件场地特定的作品《光的背面》为例,整个作品的创造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规则设定的过程,借以解剖录像中视觉听觉之间的同步,再通过作品将之重新连接:艺术家先是利用声音控制镜头焦距的改变来进行拍摄,再为拍摄下来的影像配上新的声音,最后借新生成的声音控制房间内百叶窗的开合(其本身也发出新的声音),造成室内光线的变化。

    声音控制运动,再由运动产生图像,然后借图像引发声音。在“运动-声音-运动-图像-运动-声音-运动-图像”这样的循环中,信息在不同的时空和媒介中不断进行着转化,并最终呈现为一段看似平平无奇的视听片段。除此之外,在作品的呈现方面,同一件作品被

  • 观点 SLANT 2016.12.27

    舞台为我们而建

    伍迪・艾伦在电影《安妮・霍尔》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我永远也不会加入一个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加入的俱乐部(I'd never join a club that would allow a person like me to become a member)”,而在由赵川策划、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的“他者的舞台”活动上,台湾导演王墨林在论及他的反抗剧场时说:“我不希望我的戏去那些可以让它演出的地方上演”。不难看出,这两句话之间拥有某种逻辑的相似性,但也许更需要被看到的是,说话之人所处世界之间深刻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构成了关于他者的讨论的起点。

    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城市中产不同,“他者的舞台”上的表演者多是来自亚非地区那些经历过政治与文化殖民、现代化与全球化冲击的国家。长期以来,这些国家都在效仿西方的模式和路径来发展自己。最近一二十年,不少实践者开始反思与批判这种照搬西方的发展方式,试图重新接续自己的文化脉络。然而可惜的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实践大多被新自由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所收编,成为某种异国情调化的客体展示,并衍生出一种虚假的代表性。而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开始理解“他者”的含义——他者不仅仅是一种主流之外的“另类”,也不是多一个选项,而是一系列复杂关系的集合,包括了对自我身份、与西方/主流的互动关系以及工作路径等的重新塑造。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做”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