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来武汉之前，我一直在回想自己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用印象这个词似乎不太准确，因为我之前并没有来过这里，但疫情三年，围绕这个城市产生过很多强烈的情绪反应，读过无数关于这个城市的个人和集体的书写，它好像已经成为心理或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我还在有意无意地好奇，当实际到达此地的身体感官体验与长久以来堆积发酵的想象碰撞时，会不会反而有一种复杂的错位感。在坐上出租车开往酒店的路上，看着窗外一路过去的城景，我却感到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但又肯定这不是我认识的任何地方。当路过长江大桥和两边种植着法国梧桐的街道时，我以为置身南京，驶进租界区之后，又仿佛看到了上海和天津，渡轮码头和重庆两相呼应，东湖和西湖也难分东西。这里似乎把我对很多不同地方的记忆拼凑起来，但每个看似熟悉的角度引向的都是新鲜和未知。同行的一位来自上海现居北京的朋友也说，走在武汉的路上内心竟然泛起非常强烈的乡愁。
此次来到武汉的主要目的是剩余空间在华发外滩荟的新馆开幕展，李怒的“看一只黑鸟的十四种方式”。从403国际艺术中心搬到现在仍在运营的武汉客厅空间，再到人头涌涌的鄱阳街，紧邻各种历史地标和诸多网红打卡点，剩余空间逐渐从观众群更为同质化的艺术园区走进了热闹的街道。在拜访新空间之前，我先去武汉客厅的空间看了4月开幕的群展“信使”。这个空间位于一个叫做“慕金文岸”的“艺术联合办公空间”中，虽然有着类似文创园区或多功能咖啡馆的装修，但整个楼采光并不算好，甚至有些压抑和混乱。位于楼层一角的剩余空间通过黑色的玻璃墙，形成一个近乎与外界隔绝的空间。群展“信使”中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深入历史或时代的某个罅隙，无论是郭城试图在物理世界中具象化短视频中的不可见之物“风”的尝试，还是冯骏原对密斯·凡·德罗设计的看似完美精致的巴塞罗那德国馆凌乱的地下室的重建，或是王芮通过铅笔的石墨堆积而给予脆弱易逝之物的有力托持，似乎都体现了艺术家们以个人之力传递历史余音的努力。展览作品体量都不大，但每件都需要花时间细看。
与武汉客厅空间的封闭感相比，位于华发外滩荟的新空间仿佛一个新世界。除了作品和空间尺度的升级，大片落地窗和临街的状态让人想到曾经的箭厂空间或是柏林的daadgalerie，也和这两个空间产生的社区和现场效应类似，开幕当天，新空间里外挤满了人，除了常规艺术观众，还有很多来租界区citywalk的年轻游客和一些身份不明的观众。剩余空间的眭群说，空间成立这么久从来没见过开幕有这么多人，除了惊讶之外更多的是期待未知可能性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在剩余隔壁，还有同样刚开幕的武汉影像中心新馆和即将开幕的无糖画廊等其他艺术机构，虽然这可能意味着艺术在武汉的社会参与度将有所提高，但如何在这种以艺术空间“焕活”历史街区的常见士绅化操作中保持展览实践的锐度和精度，仍值得思考。
回到展览本身，李怒这次的构思一如既往地充满“诗意”，不论是展览主题中从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关于多重知觉角度的诗作《看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出发的“第十四种方式”，还是摆放在空间入口处犹如寺庙门槛、引自卡夫卡《树》的《因为我们犹如雪中的树干》，艺术家对隐喻的熟练使用似乎既开启了意义上的多重宇宙，又以厚重的修辞压制了或许能以更直接的方式迸发的情感。有时这种表述上的迂回可能是一种保护机制，悬挂在展厅内墙上的四件深灰色装置是艺术家对武汉封城的四个月的回应，远看好像是金属制成，给人沉重冰冷的感觉，近看却是涂上厚厚一层石墨的木板，木纹依稀可见。木板上整齐摆放着不同数量的铜管，分别对应每个月封城的天数。但就像表面上已经被大脑封锁的疫情创伤记忆，观众并不容易知道，铜管中藏着艺术家定制的温度计，上面印的不是刻度，而是“自由的度量”（the measure of liberty）。
这种多层次的观看体验贯穿展览，例如走上去容易失衡和蹒跚的“平坦之地”，以及颜色看似温暖实则掺杂了用来辟邪有毒的雄黄粉的迷你小屋。与这种多角度的含蓄相比，或许反而是入口处那几只过于点题的黑鸟标本让我感到有些出离，不禁想问难道在“第十四种方式”中黑鸟真的要以本人形式出现？同样让我感到一丝疑惑的是开幕式上的行为表演：一群参与布展的师傅每人扶着一根形似羽毛或飞镖的巨型沉重锥体。艺术家对这件作品提供的一种解读是，这些锥体需要一个持久的外力扶持才能立住，就像生命中各种难以承受的重量。但我看着他们与直立的锥体形成鲜明对比的弯曲颈椎时不禁在想，扶持着这些师傅的是什么，扶持着艺术家的又是什么。相对于雕塑本身，这场行为似乎将讨论延伸至身份和地位、观赏与被观赏的关系上。表演结束后，师傅们聚集在空间外的街道上清点一天所得收入，终于露出了表演中没有的笑容。而我此时也感到自己需要食物的扶持，于是走向了开幕饭所在的“吃虾艺术展”，走去餐厅的路上，我迅速参观了藏在网红街区黎黄陂路上的替代性空间“废船”，除了为当地年轻艺术家提供展览和活动空间，这个像是别人家客厅的地方更多时候是用来接待朋友、一起吃饭和吹水，成了很多不着急去往目的地之人的暂歇和探索之地。
如果说李怒的展览提供了一种看山不是山，所见非所得的多层次观看，这种感受其实概括了我在武汉的整个两天半的所见。在新空间所在的汉口租界，或者听说现在已经不能叫租界，而是“历史风貌区”，随处可见英、俄、日等当时的接管国留下的特色建筑，大多外观维护尚好，但内部已被掏空，还有为了所谓的精致街容所建造的假街道外墙，掩盖了实际更具时代建筑特征的旧民居。7月1日开幕前的上午，我抽空去了对武汉很好奇的两个地方，其中之一是中西合璧的古德寺。虽然主殿远看像掺杂古希腊、哥特和古罗马建筑风格的教堂，但近看尖顶其实是佛塔，花窗的图案更像中式剪纸，门楣上雕刻的是孔雀和象，室内供奉着观音和释迦牟尼佛。除此之外古德寺还包括了徽派风格的天王殿和小乘佛教的四面佛。据当地朋友说，武汉还有另一间看着像中式寺庙实则是基督教堂的地方（汉正街救世堂）。我也抽了一个小时去东湖小转了一圈，感受下“东湖艺术计划”的发生地和《李文漫游东湖》里面如资本魅影存在的欢乐谷。走在空无一人的东湖湿地公园区，除了偶尔的虫叫鸟鸣，打破宁静的只有每隔两三分钟爆发的来自过山车上不知是痛苦还是兴奋的嘶吼。
在开幕饭桌上，来自武汉本地、现居荷兰的朋友谈到武汉在疫情后暴涨的国际知名度，“之前跟外国人说武汉基本没人知道是哪，现在大家都说，wow你居然来自那儿！” 这种突如其来的关注不但来自外部世界，武汉本地这几年似乎也在努力升级城市形象。但与将汉口武昌串联起来的夜景灯光秀不同，这座城市内部随处可感的“拼贴性”将引向多元还是“共同”，仍是未知。
文／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