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飓风般的丁亥月刚收尾，在收到一个非常临时的邀请后，我匆匆踏上了前往普吉岛的旅程。去程刚好泰国双年展参展艺术家赵要同班飞机，人还没到目的地，便已听到了很多故事。赵要的参展作品《有神的信号》几年前我便在北京公社的展览中看过，此次展出的过程却颇为波折。原定的展厅因故无法使用，需要临时更换空间。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展场最终换到了当地一座最大的水碓斗母宫（Jui Tui Shrine）。不料作品在这个奇异的场域中激荡出新的张力。赵要对这个结果也颇为开心。

抵岛前，我对“斗母宫”的概念并不熟悉。斗母元君作为北斗七星之母，掌管着人间生死命籍。普吉岛的斗母宫是一个具有极强的南洋华人移民文化特征、佛道共祀的民间信仰场所，同时带有浓重的宗族色彩。这种与宗族紧密缠绕的信仰体系在中国大陆已几近绝迹。在普吉岛，它与本地华人社团，甚至包括“黑帮”势力息息相关，成为一个非常“艋舺”的江湖场域。据说主办方大费周章，直到开幕后一周才终于说服斗母宫经营者出借场地。这些掌握地方实权的管理方似乎并不在意这个由泰国政府主办、在本国具有最高规格的艺术盛会——尽管这个双年展的目的之一，正是“复苏”一度破败的普吉老城。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作为锡矿开采中心的普吉岛，因高度劳动密集的产业需求吸引了大量华人移民，他们逐渐形成采矿业的主体力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华人社群不仅一度成为岛上最重要的人口构成之一，少数人更是通过矿业与贸易积累起了巨额资本，成为锡矿主，其中不少人亦是掌控当地帮会势力的“话事人”。随着1987年锡矿业彻底落幕，旅游业迅速填补了这一经济空缺，普吉岛的另一个时代由此开启。与此同时，性产业也在旅游经济的背光处持续滋长，构成这一转型叙事中难以回避的另一面。

我抵达当地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迟到了一整天，错过了第一天的活动。当晚阴差阳错地和几个朋友加入了曼谷艺术团体Speedy Grandma一行人，在旧银行大楼（也是展出的场地之一）楼下闲聊，倒也意外获得了不少背景信息。此次双年展的场地足足有19个之多。作为一个每两年便轮换城市的双年展来讲，其工作量之巨难以想象。而这些场地的选择本身，也串联起了当地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除了前文提到的华人社群中心斗母宫之外，还有锡矿大亨的旧宅，曾为矿坑供电的废弃发电厂，曾经的红灯区，当地最早的大型综合体育场，以及闲置的菜市场，等等。

台湾艺术家吴其育的作品被安置在一座曾由华人锡矿主拥有的旧酿酒厂中。卡图区域（Kathu）在历史上是普吉岛锡矿产业的重要中心，此次双年展在这一带展出的多件作品，皆以不同方式回应了这段采掘经济的历史遗存。然而，吴其育的影像装置并未直接指向锡矿，而是选择以“樟脑”作为叙事与感知的核心。作为日常生活中提神醒脑的药膏成分，樟脑的气味几乎成为东南亚经验的嗅觉印记；与此同时，它在塞璐珞胶片的保存过程中亦扮演着关键角色。由此，一种气味被赋予了跨越尺度的意义，将全球贸易史与采掘经济、胶片技术的物质史、当代 AI 生成影像的逻辑，以及东南亚具体而潮湿的土地经验，缠绕在同一条叙事线索之中。影片中，作为“主角”的樟木如此自述：“我们所蒸馏的，不只是历史片段，也是所有历史的原料。”我沉浸于这些视觉质地迷人、档案般的8毫米影像之中，随后才意识到它们实际上由 AI 生成，顿时感受到了一丝来自艺术家的嘲弄。

卡图斗母宫（Kathu Shrine）中，香港艺术家许思乐（Serene Hui）的作品让我流连许久。许思乐的外祖父在长年的移民生活中，扮演着“代笔者”的特殊角色，依据同胞的口述为他们撰写寄往家乡的信件。这些信件被称为“侨批”，通常是移民们寄钱回家时所附的家书。许思乐将7封这样的信件重新誊写，并转译成声音作品。新中国的历史和东南亚侨民之间的张力，在这些口述历史的缝隙中隐约浮现。

周末的party跟前一礼拜盛大的开幕式相比，显得非常轻松随意，没有刺激的素斋节表演，也没有游街的舞蹈团体。我们来到了Mellow Pillow Hotel，一座久已废弃的酒店中。不出意外，Speedy Grandma的成员Pong告诉我这里“闹鬼”严重。主办方曾在布展前郑重地祭拜过飘荡在此处的游魂，祈求布展和开幕顺利——尽管艺术家们还是会时不时听到各种诡异的声响。

穿过幽暗的走廊，我在某个隐蔽的空间内发现了来自曼谷的艺术家Saroot Supasuthivech的作品《[[不]可逆]》（[[ir]reversible]]）。同样作为华裔移民的后代，Supasuthivech的作品更像是一种直接的乡愁写作，艺术家称之为“回归的仪式”（rituals of return）。普吉岛素斋节上的穿刺和神轿巡游仪式，仿佛便是对失去故土之人最有力的隐喻，也是某种生活世界于异乡在协商中被转化、最终成为景观的证言。在观展间隙，我参观了本地的泰华博物馆，也是这件作品的拍摄地之一。我试图去理解这种穿越代际的深情和执念——即使与母语失联，也难以抑制讲述的渴望，仿佛想象中的故土也是一个无法安息的亡魂，必须被反复祭奠。又或者说，反复在空中游荡不去的，可能是对于某种本质主义化的“文化归属”的痴迷。但我并不打算在这个念头上停留太久。我在想，倘若失却的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时空，它又会怎样被记忆和纪念？

离散是一个最不可通约的词，任何关于抽象的尝试都会抽去它的一部分血肉。只有当你站在一种具体的生活处境面前，才能清晰地闻到它的气息，感受到一种来自平行时空内隐约的震动和召唤。这与这次双年展的主题刚好不谋而合：永恒（劫）（Eternal[Kalpa]）,“一个可以容纳其他时间的时间” （a time that can accommodate other times）。我所处的时空或许是这个愿景的另一面，而千万种离散华人的生活世界都是它的镜子。

对我而言，此次双年展中最动人的部分是对日本艺术家富山妙子（Tomiyama Taeko，1921-2021）作品的呈现。她的作品四散于不同场地之中，似乎也回应了她一生所经历的流亡、迁移与跨地域的政治处境。富山妙子童年时期随家人从神户迁往满洲，在大连与哈尔滨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之后展开了作为艺术家和异见分子的漫长而复杂的一生。她沿着去殖民解放经验的历史与地理路径不断行走、研究与创作，在包括拉丁美洲、前苏联、欧洲、中东、印度、韩国等不同地区间建立联系，一生致力于倡导连带（solidarity），不断尝试艺术实践与政治实践的统一。在珍珠剧场（Pearl Theater）中展出的，是她以慰安妇为主题、充满奇诡想象的绘画作品。它们与邻近的珍珠酒店——作为过去当地性产业的现场——之间形成了残酷而难以回避的对照。历史暴力的幽灵与当代畸形消费景观在空间中互为镜像，使这些作品不再只是历史再现，而成为一种持续发生的指控。据策展人David Teh介绍，这一系列作品曾在泰国展出，但相关展览的影像与档案几乎未能完整保存。

到行程快结束的时候，我意识到在不远处泰柬边境的战争，并没有在此行的任何对话中出现过，尽管我们都深深沉醉在另一时空中对于连带的追寻。似乎总有某一处的连带比另一处来得更重要。不过在举起旗帜之前，每个人都会先观测一下风向，再测量一下是否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回程的路上，我目睹了人生经历中最混乱的一次登机。普吉岛机场的出关安检区域整体瘫痪，在对踩踏事件和肢体冲突的恐惧中，我强行推搡着在最后一分钟登上了飞机。混乱仿佛是这趟旅程的关键词，虽然我在过去的几天之内已经学会了如何欣赏它的魅力。其实它何尝不是过去几年的主题？像机场滞留的旅客一样，每个人都在等待混乱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另一个风口，焦急地观察着下一个乘风飞起来的是哪一位（或者哪一群），被迫留在地面上的又是谁。只不过无论顺风还是逆风，我们中的每一个，都避免不了要在风中行走。

文／ 栾诗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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