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忽视理论话语与实际经验之间的鸿沟：一位博物馆馆长义正词严地对无为而治的美德论述了一番之后，便急匆匆地走向外面等他的车。作为知识分子的策展人们对展览的历史品头论足，但其实他们的解释都是从维基上盗用过来的。讲完后，他们回到座位上，等别人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们就玩弄自己的手机，上网交换化妆品小样（真的是这样）。而致力于研究前卫艺术的学者们不过就是例行公事地将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艺术史的标志性事件一样一样又罗列了一遍。在这个强调合作和高压政治的年代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演说总是过于繁冗（而且是老生常谈，完全不用准备），把讨论的时间都给占用了；他们来去匆匆，让人感觉就像限时抢购，热情的研究生和同行的教授还没来得及坐满会场，他们就赶紧离开了。

每个人都觉得达成共识很难。

并且……有关推动“当前的博物馆”的展览、体制和教育的问题讨论，即上周在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和CUNY研究生中心举办的研讨会，对于艺术博物馆和热爱/仇恨它们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至少在纽约，你就会发觉有些问题正在被激烈讨论，其他地方也一样。会议的组织者克莱尔•毕晓普, Kate Fowle和Eungie Joo轮流制定四天的会议日程，为这一雄心勃勃的活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灵感，比如让MoMA和古根海姆改做行为表演的项目（估计会很糟糕），开始建造阿布扎比式建筑（肯定会很糟糕），还有“新学会”要在欧洲建立各种小型博物馆（这个可能会比较好）。Bishop指出私人收藏正蔚然成风，他对日益出现的艺术区提出新的解决方法，并质疑我们是不是压根就不需要博物馆了。

这恐怕是最美好的时光。一线演员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之一James Franco挑选了柏林佩雷斯计划中的两个作为他在欧洲大陆艺术生涯的起点，也许在上上周六克罗伊茨山的聚会上，你就能够在冥冥之中预感这一切了。当时，一小撮电影迷和艺术信徒们参观完柏林电影节到画廊外闲逛，并在晚餐休息的时候加入了百无聊赖的狗仔队和摄制组。画廊里面摆满了烧毁的儿童游戏室，一些影像装置和一幅放在角落里的四分五裂的艺术品。除了蜘蛛侠，看不见一个好莱坞甚至艺术圈里的名人，只有两个雇来的记者（或者说是三个，因为他们想把我也算在内）和疲于交际的Klaus Biesenbach。

开始到场的人并不多，可是当艺术品商Javier Peres和艺术家踱步进来的时候，人们忽然一窝蜂地涌了进来。Peres领着艺术家到了画廊后面的一个小房间——虽然有点不合逻辑——主持一个即兴的新闻发布会。如果不是Peres体贴而迷人的助手Nick Koenigsknecht有效地治理了这帮专家的话，我都怀疑这里会闹翻天的。在Franco和Peres 挤进人群与Biesenbach还有——你肯定猜不到还有谁！——Hans Ulrich Obrist一起庆祝的时候，Koenigsknecht温柔地将我们的摄影师推到了活动的中心。

这种一窝蜂的混乱局面在Peres Projects

在中国，“艺术家”和“老艺术家”的差别犹如“干部”和“老干部”一样。而这样的不幸由于主持人的外行就降临在了北大艺术学院朱青生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杭间副院长和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的身上，被冠以了“三位老艺术家”之名。这也使艺术圈的人们在大年正月十三晚上一进门就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寒颤：他们要干什么？身份转换？！不过，山寨、错置、挪用与事件在“2010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奖+金酸梅奖”的颁奖典礼上比比皆是。光是从奖项这个题目所包含的欧、美、中混合并用就可以看出这必定是有中国特色的奖项。

其实这已经是该奖举办的第二届了，只不过相对于这次而言，上一次的规模要小得多。据说798里的一驿酒店为这次活动友情提供了场地，但相对于趋之若鹜的媒体和林林总总凑热闹的来说，场地提供略显吝啬。好不容易从狭窄的过道挤进了观众席，负责这次活动文本工作的翻译就和我探讨起了邱志杰的《上元灯彩图》的翻译问题。旁边的那位圈内老兄插话道：“嗨！他就是想显得有文化点儿……”。等到整个小厅和走道变得水泄不通的时候，颁奖典礼正式开始了。在老朱的致辞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版金棕榈奖揭晓了：何云昌《一米的民主》（《与虎谋皮》）、陈晓云（未出席）《为什么是生活》、陈界仁（未出席）《帝国边界》、周斌（未出席）《30天——周斌计划》、梁硕《费特》、艾未未（未出席）《葵花籽》、卢征远《84天，84件作品》、邱志杰[未出席]《上元灯彩图》、杨新广《底下有块石头》和陈文骥《抽象作品系列》。

今年，以“灾难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国际当代艺术理论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temporary Art Theory，简称“ SITAC”）在墨西哥城的Julio Castillo剧院召开，刚开始的时候与会者首先就两套不同的会议方案争论不休，这不能不说是个讽刺！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人们很快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设计拙劣的会议厅里刺骨的寒冷让人们忘记了争吵而昏昏欲睡，而这才是接下来三天会议的主旋律。

会议在周四拉开了序幕，第一个发言的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Juan Villoro，他可是个能摆活的主，他的意思是，观众参加这个以灾难为主题的会议是窥阴癖使然，而他也是这次活动的共谋者。会议组织者，艺术家Eduardo Abaroa穿得厚厚实实就走上台来，这也给会议增加了一丝额外的幽默，逗得观众也发出了笑声，姑且理解为同情吧，因为大家也穿得严严实实——接着开会。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Colección Jumex当代艺术收藏机构的顾问Víctor Zamudio主动要求带我参观近期的各种开幕。这晚的重头戏是Siqueiros公共美术馆（Sala de Arte Público Siqueiros），我们看到了两件作品，一件是Artemio的《POSTMISERIA》，另一件是Tercerunquinto小组的《Restauración de

穿着入时的人们聚集在Pragati Maiden国际展览中心贵宾入口的红地毯上，此情此景让我猜测今年的印度艺术峰会（India Art Summit）会显得非常大牌，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我错了。事实上，在充满苏联冷峻风格的展览馆内部却是一副与其外表迥异的狂欢场景。美酒肆意流淌，我可不是夸大其辞，鸡尾酒是展览中心免费提供的。有些名流们对艺术显得非常亢奋，而另一些则同一道参会的其他人打得火热。理论家霍米·巴巴跟他的同伴Anish Kapoor往来于贵宾之间。Anish Kapoor同西装笔挺的印度明星们寒暄交流，其中包括Subdh Gupta、Bharti Kher、Vivian Sundaram和Gigi Scaria（她的作品将在下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印度馆中展示）。无处不在的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穿梭于人群之间，也许是为他第二天主持的KHOJ马拉松作准备。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的Sheena Wagstaff同艺术史专家Geeta Kapur交流感情，Geeta Kapur频频挥动着她的手杖。时不时地，总会有人撞到全副武装的保安，他们“保护”着M. F. Husain饱受争议的作品。

毫无疑问，这届峰会同前两届相比，吸引了范围更广的国际权贵人物。或者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来自印度十六座城市和世界其他六十七座城市的贵宾”莅临峰会。人们时不时可以听到对于印度和中国将成为下两个“超级大国”的猜测。“我们觉得这里潜力巨大”，迪拜碳12（Carbon

上周六上午，估计所有人都参加了VIP艺术博览会（VIP Art Fair）的开幕，你可能会想，都VIP了还要等这么久。在头几个小时里，就算是有特殊VIP卡的人也难打开这个只在网上召开的博览会的登录页。那天下午VIP博览会交易人Magda Sawon兴奋地说：“在VIP网页上有句话：‘我们太受各位抬爱了，所以才会打开得这么慢’。”

但是你一旦打开了，就发现所有人都在那儿。也许我这么说有点夸张，但也差不多。不管怎么样，那上面确实有很多画廊，而且不乏一流画廊：Zwirner、 Gladstone、 Presenhuber、 Miro,我还能列出很多，但是这个网页现在要“安装一系列升级软件”“以改善浏览质量”，所以目前暂时没法上去核对我所说的话。

当一切运行正常的时候，人们就会忍不住赶紧上去浏览一番。每个人在上面都有一个化身——一个形态闲散的剪影——在这个影子“靠近”每一件作品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作品有多大了。它在一件一件作品间诡异地滑动，并且相应地变大变小。即使是不打算收藏的人，也会觉得这些作品的价格很有意思：谁能想到辛迪•舍曼最近拍摄的“恐怖的收藏家夫人”（creepy collector-lady）系列里的照片售价$250,000–$500,000 （L&M Arts画廊代理），而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珍贵而古老的纸上树胶水彩画也是这个价？谁又能想到有人会出€100,000–€250,000来买皮埃尔•于热组装的“活海洋生态系统”（live

艺术区遭遇商业转型、涨租，艺术家面临逼迁并不是中国内地的专利，在香港也时有发生。今年1月，在一年一度的“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期间，华联工业中心楼下拉起“赶走炒家 留住用家”的横幅抗议商家在政府活化工厦的政策鼓励下炒高工作室租金。火炭是沙田新市镇的主要工业区，自2001年开始，不少香港艺术家在火炭工厂大厦设立工作室（普遍的说法是由于香港工业北移，工业区的大厦空置）。今年，正值在“伙炭”庆祝十年之时，同时也面临着由香港政府活化政策带来的危机，“自2010年4月活化政策实行以来，虽只录得共28宗申请，但却为楼市‘助庆’，2010年买卖交贸宗数升幅近一倍，单位尺价动辄升至2千至3千（港元）。过去月租只3千余元的千尺单位，新租约已跳升至6千元或以上。令自食其力的艺术家以至仍成本高企的营商环境中争扎求存的中、小型厂户，再无立锥之地。”伙炭的艺术家们已经发起了“赶走炒家 留住用家——工厂艺术家关注小组公开联署”，试图与政府协商，争取更多的创作空间。

要在短短的一天内逛完伙炭八十多家工作室是不可能的，接下来还要参加“开放日”期间的活动“书写火炭——写作与创作的对话”，其发起人梁展峰等都是“伙炭”的核心人员。关于艺评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向来悬而未决，这一活动的启动标志着“伙炭”团体对于当代艺术的敬畏与热情丝毫不减。“书写火炭”在开放日期间举办显得有些冷清，抱着参观景点心态的游客自然不会对本次活动有太多兴趣，参与者大多为艺术同行。

纽约的所有艺术季开始的时候都是拖拖拉拉，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上周举行的各种新年开幕活动显得尤为迟钝，也许是因为北极来的冷空气、脚下的冰、笨重的靴子导致的行动缓慢，或者因为那种盖住耳朵的帽子让人们彼此疏远了。切尔西的街道显得冷冷清清。也许，那些新卫们正在冬眠——这正是收集羊毛和新闻的好时机。

周五晚上又降雪了，那些风雪中的“难民”们来到了David Zwirner画廊参加了两个展览的开幕式：“Christopher Williams个展”和“早年的(1970–74)112 Greene Street工作室”。在SoHo的这个先锋且无所不包的艺术空间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似乎都能带进一件艺术作品进行展览（这个画廊后来搬了，变成了白柱子美术馆）。在这里的最有原创性的艺术家之一是Gordon Matta-Clark。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艺术家的雕塑、影像和绘画作品，例如Jene Highstein、 Tina Girouard和Richard Nonas。后者用木块在画廊里摆出了一个对角线的构图，这让人想到了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的作品，不过差点把大家绊倒的是Larry Miller在地上摆放的一捆新鲜胡萝卜。

Ned Smythe出席了这次展览的开幕式，他本周在所罗门当代画廊也策划了一个名为“112 Greene”的展览，但那些艺术家却没有像在Zwirner画廊的Jackie

当我们从北京过来的小团队的干裂嘴唇终于开始变得湿润起来，泰国的风景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艺术家林一林由两部分构成的展览“谁的土地？谁的艺术？”分别在泰国的曼谷和清迈附近的知名艺术家聚落“土地”举办。这次展览为吴承祖（Josef Ng）策划、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主办。关于土地基金会名义的问题，泰国艺术家Kamin Lertchaiprasert说：“这是我和Rirkrit Tiravanija一起买的，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适合退休养老。”

也许是北京的机会和艺术圈子最吸引中国内地艺术家，而泰国北部最大的城市清迈则散发着天堂的气息。Tiravanija和Lertchaiprasert在那里的工作室已经有些年头了，而且最近导演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也进驻了这里。Lertchaiprasert带我们转了一圈，还请我们去他的工作室和家里，这座房子的建筑材料虽然粗陋，但房子很豪华。Tiravanija家就在旁边，也同样具有户内外相融合的特点。我们看到在他家的一楼有一棵树，一直长到房顶，他还在房顶上开了一个洞，让这棵树继续生长，这真是稀罕。要在北京，想都不用想，这棵树早就被连根拔起了。要是赶上北京拆迁，人的地位还不如这棵树呢。

去年，中国艺术村的拆除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林一林在北皋的工作室也没能幸免于难。显然，此次项目“谁的土地？”就来源于此。林一林第一次来泰国这片乐土是在去年夏天，时值北京的艺术家抗议活动正在进行，因此两地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了。

12月17日，由Francesco Bonami策划的都灵Sandretto Re Rebaudengo收藏展《登峰造极》（Plus Ultra）在罗马MACRO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里曾经是个屠宰场，而现在依然能看到那些黑乎乎的挂肉的钩子。收藏家Patrizia Sandretto Re Rebaudengo说：“好像有一种错觉，我们在莫斯科而不是在罗马。”但最近罗马并不太平，几天前，反对贝卢斯科尼总理的游行把市中心弄了个乱七八糟，而严寒的天气又让人们对这个本已困境重重的国家更加不满。

进入博物馆正门之后，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从那个较暗的门进入，马上发现了左边Pawel Althamer的那件苍白、病态的《自画像》（Self-Portrait），他把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塑造了出来，甚是可怖。旁边是Charles Ray狂想式的作品《病毒研究》（Viral Research）：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化学实验用的烧杯，这些烧杯彼此相联，其中流动着黑色的液体。在展厅中央“安营扎寨”的是Jon Kessler的作品《凯斯勒的电路》（Kessler’s Circus）。艺术家用各种各样的屏幕描绘了出于娱乐目的编造出来的恐怖事件，而观众则时时刻刻处于这种自己设置的监视下成了牺牲者。在展厅的一端，经过Robert Kusmirowski的作品，有一个废旧的录音室，这是达明恩•赫斯特（Damien

上周举办的第十二届开罗双年展开幕会可谓灾难重重，既有自然的、也有文化的。上周日，狂风大作、黄沙漫天，女士们的头巾变得无济于事。在这样的天气里，要不是真的兴致盎然，那些人是万万不会来到歌剧院参加官方开幕式的。而天气好的时候这里也并不热闹：只有那些“勇士”们才会不惜九牛二虎之力穿过开罗混乱的交通来此参观。沙漠劲风把大宗的VIP都吹到了卡塔尔多哈Mathaf博物馆的开幕上去了，而开罗这边出了点官方的小问题：文化部副部长、双年展总监Mohsen Shaalan成了梵高作品盗窃案的替罪羊被抓了，所以政府也无暇监管此次展览。

本次双年展以问号作为题目，这道出了对变动不居的文化身份的态度。展览上，有一件名为《定向》（Orienteering，Ranya Husami策划）的多媒体装置作品很引人注目，在其中四位美籍阿拉伯艺术家表现了美国。人们总是不小心被Rheim Alkadhi的作品《室内地毯》（Domestic Floor Covering）绊一下。艺术家Nadia Ayari以一块肮脏破旧、到处都是穿孔的东方地毯表现了伊拉克的历史和自己的家族史。顺着食物的飘香就能看到大奖得主Amal Kenawy的装置，她正站在装饰得五颜六色的阁间里给来宾奉送意面，那里的餐桌也是用植物装饰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埃及的街道气氛中，她展出了自己的影像《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可以看得出来玛丽•鲍德里亚在连州玩得很开心，她似乎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和兴奋，自从开幕式的那天晚上开始她就一直挂着笑脸，有时候对着桌子上的鲜花拍照，无论谁用相机对着她，她都会给你一个灿烂的微笑。玛丽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说出了原因：“首先，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不仅是我一个人来，我还代表了鲍德里亚来，也等于是他来了。这是双倍的惊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场面的一个庆祝，一个欢庆的节日有一、两万人这么强大的场面，欧洲人很少见，所以我当然是非常高兴……”在谈到与鲍德里亚相识的那段故事时，玛丽同样毫无顾忌，兴奋得甚至有点像在说某明星八卦：“我第一次看到让，就马上爱上他了（“at once” 被重复了很多次）。”这位法国后现代哲学大师让•鲍德里亚的妻子在连州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簇拥着。

说本次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到处充满着形而上的思考一点也不过分，总策展人费大为发动网民收集了许多关于摄影的句子，“摄影永远都是一首歌，唱来唱去都是‘你看，你看……’”、“这里有一种把自己委身于幸福的偶然性。”当然，最经典的还是出自鲍德里亚的“是书在读你 是电视在看你 是世界在思考我们 是镜头对准我们 是结果在造就我们 是语言在说我们 如此，如此…… 是时间在消损我们 是金钱在赚取我们，是死亡在提防我们”、“是摄影让我们最接近一个没有图像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只有纯粹表象的世界。”诸如此类的短句无处不在地贴在三个展区墙上，仿佛话语也可以刺激观众的视觉。摄影师们称之为“费大为的语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