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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一个女人对她一脸迷茫的新生宝宝说道。这部引人共情的非虚构电影《我们的身体》（Notre Corps）由克莱尔·西蒙（Claire Simon）导演，围绕巴黎一间妇产科诊所展开。在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置身多元多样的电影视野中，同样的感慨不时涌上我的心头。在深受疫情影响的前两届之后（2021年为线上，2022年受诸多限制），本届柏林电影节全势回归，各个单元都呈现了欣荣的生命力。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电影节不再依赖于过去的首映礼模式，或某些电影节上会看到的那种令人乏味的品牌宣传。柏林培养了很多的生态系统，让各类电影都能得到发展。这座城市优雅地把握了人们对一个重要国际电影节的需求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在提供给观众前卫作品的同时，也不忘记明星效应以及对斯皮尔伯格致敬。当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克里斯汀·斯图尔特（Kristen Stewart）出人意料地将金熊奖授予尼古拉·菲利伯特（Nicolas Philibert）的《坚毅之旅》（Adamant）时（还在颁奖时提及了亚里士多德和《瘪四与大头蛋》[Beavis and Butt-head]），这个选择即概括了电影节对激励人心的作品的信奉，以及对形式高低等级不抱成见的立场。

在菲利伯特的纪录片中，患有精神障碍的日托病人在塞纳河畔一艘驳船上的护理中心找到了创造性表达和某种程度的安慰。导演菲利伯特因其艺术电影《山村犹有读书声》（To Be and to Have，2002）而闻名，他在早前的电影《微不足道》（Every Little Thing，1997）中也记录了一间乡村精神疗养所。在本片中，菲利伯特将审慎、富有哲思的镜头对准了驳船上的几个常客，巧妙地引导他们在荧幕上诉说自己。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竟然在开始质疑导演之后有了神采；一位嗓音动人、有着里维特电影中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流行音乐人谈论着音乐创作和阴谋论；一个焦虑的年轻人用令人不安但又引人入胜的细节，解构了由一句漫无目的的话语所引发的一连串的念头和联想。这些展示着自己的绘画作品的个体——其中一些甚至具有梵高式的激荡的笔触——在这间水上机构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庇护。虽然，菲利伯特暗示它可能时日无多了，但他向我们分享了它强调个体性的精神，同时也为早已有之的描绘精神病院的纪录片传统提供了充满活力且细致微妙的补充。

另一部质感丰富的纪录片作品是塔蒂亚娜·韦佐（Tatiana Huezo）拍摄的令人屏息的《回声》（The Echo），它以敏锐而感人至深的女性主义视角，聚焦墨西哥的一个偏远农业社区，因而连获双奖。我们可以把本片归入本届影展诸多有关家庭内部问题的剧情片行列，这些影片深入挖掘了家庭中的冲突和危险。莉拉·阿维莱斯（Lila Avilés）以令人惊叹的《图腾》（Tótem），从她的处女作《女服务员》（The Chambermaid，2018）向前跃了一大步。影片以一个庞大的家庭为背景，一个小女孩的两位姑姑为她重病的父亲——一个不愿意离开自己房间的画家——准备了一场生日宴。房子里还有父亲的护工和这家人的心理治疗师，一个用电子喉（electrolarynx）说话的人。阿维莱斯似乎借鉴了她的戏剧经验，对角色进行了有机的塑造。而她得力的电影摄影师迪亚戈·特诺里奥（Diego Tenorio）追随其中一个孩子肆无忌惮的好奇心来表现这个杂乱的住屋，展现了一贯新颖的镜头语言，以及室内光线与色彩调和的层次。在电影中，孩子的混乱状态总会迅速转变成可爱，但在本片中并非如此：贯穿始终的是这个家庭应对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包括心理治疗、萨满仪式、烹饪、游戏、友谊和爱），而这座房子本身，也像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

准备好迎接更多的家庭奇趣。围绕着一间设备完善但是日趋衰败的葡萄牙酒店，若昂·康尼（João Canijo）拍摄了不止一部，而是两部影片。前一部《勉强度日》（Mal Viver）聚焦一个家族中的五个女人，她们共同经营着这间酒店，当皮耶达德（Piedade）——一位忧郁的母亲——十几岁的女儿突然到访，伯格曼式的冲突和隔阂开始显现出来。后一部《度日勉强 》（Viver Mal）则将主次翻转，镜头聚焦在酒店的客人身上：这是一群对什么都不满、闹哄哄却很好玩儿的人。在这两部影片中，都有一个固定机位以尖刻的目光剖析着这个地方。在其他关于破碎家庭的影片中，张律的《白塔之光》是一个突如其来而不寻常的存在，影片以一种优雅从容、难以复制的方式，讲述一个沉默寡言的北京美食评论家如何与疏远的父亲重建联结，并逐渐与工作中结识的一个性格活泼的摄影师走得越来越近。最后，达斯汀·盖伊·迪法（Dustin Guy Defa）的《成年人们》（The Adults）为我们奉上了近年来对兄弟姐妹之间终生要面对的爱与障碍最敏锐的描绘——幽默、怪诞、并且令人难忘。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Christian Petzold）凭借《红色天空》（Afire）摘得一个奖项，这出气候危机时代的喜剧，讲述了一个潦倒的作家在乡村别墅被他周围的人和事吸引的故事。但今年柏林学派（Berlin School）的明星校友其实是安姬拉·夏娜莱克（Angela Schanelec）。她的《音乐》（Music）以雷乃式的跳接剪辑，呈现一部现代版的俄狄浦斯悲剧，可以说，这是一部在许多方面都完美无缺的电影作品，精湛的拍摄与无懈可击的剪辑使影片就像一幅由片刻（moments）组装成的镶嵌画。的确，它给人一种对每个细枝末节都严格把控和设计的感觉，夏娜莱克之前曾说她的剧本（使她在今年夺得银熊奖）基本上就是列出一个拍摄镜头清单，真是太准确了。虽然我钦佩她的创作精度，也显然看出了这是她的巅峰之作，但是该片显现出来的现代主义趣味却略令人不快，而且它一再反复的省略策略也让我在情感和其他方面都感到有些迷茫。

在电影节的“全景”（Panorama）、“论坛”（Forum）和“延伸论坛”（Forum Expanded）单元中，也出现了具有挑衅性的作品。在后者中，爱德华多·威廉姆斯（Eduardo Williams）的《很长的动图》（A Very Long Gif）装置将吞下的胶囊内镜（pill-camera）所拍摄的画面与从公寓内用超望远镜头拍摄的画面结合，形成了令人兴奋的衔尾蛇式的内外空间视像。（它与巴斯·德沃斯[Bas Devos]与环境为主题的作品《小世界》[Here]产生了奇怪的共鸣，后者荣获了“奇遇”[Encounters]单元大奖，讲述了一个建筑工人在布鲁塞尔的杂草丛生的中间地带度过了长达数周的假期，并与一位研究苔藓的复杂世界的女孩成为了好友）。卢克·福勒（Luke Fowler）的《身在此地：玛格丽特·泰特的肖像 》（Being in a Place: A Portrait of Margaret Tait）（导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电影院观看该片）致敬了这位从医生转行的苏格兰艺术家和她不屈不挠的独立电影制作精神（该死的BBC）。泰特抑扬顿挫的嗓音、她的工作样片和其他档案中的材料相互组合，制造出一种令人陶醉的效果，传统风笛演奏的近乎意识流的配乐，让人想到远行之船的号角。蒂娜·萨特（ Tina Satter）将她的剧作《这是一个房间吗》（Is This a Room）巧妙地改编成为独立剧情片《告密者》（Reality）。全片完全以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黑客告密者艾丽提·温纳（Reality Winner）在她乔治亚州奥古斯塔的家中进行的随意到近乎诡异的审讯记录为基础。因美剧《亢奋》（Euphoria）成名的女星西德妮·斯威尼（Sydney Sweeney）将看似模仿性练习的表演转化为非常自然的与国家机器之间的紧张对抗。

在所有这些之外，电影节还有各种风格题材迥异的作品，值得进一步思考：洪尚秀的《在水中》（In Water）是一个无畏的、纯粹的电影实验，整部片用失焦镜头讲述了一个第一次拍电影的人的小故事，营造出一种模糊的海洋印象主义氛围；哲学家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的导演处女作《奥兰多：我的政治传记》（Orlando, My Political Biography），将几位跨性别者的生活穿插，折叠了时间和虚构的框架；新修复的迪克·方丹（Dick Fontaine）1982年的纪录片《我通过小道消息听闻了》（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讲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民权运动之后的冰冷余波中对美国南方的思考；安东尼·拉皮亚（Anthony Lapia）的《后来》（After）是一部赏心悦目的techno俱乐部片，描绘了后疫情时代聚会的苦乐参半，是享乐也是抗议。如果说菲利普·加瑞尔（Philippe Garrel）中规中矩的怀旧影片《北斗七星》（The Plough）似乎是在认同影片中木偶艺人的角色——他们感觉自己被时代的发展所抛弃，那么柏林电影节中其他的精选影片，则是在汹涌不息的新视野中把我们推进未来。

第73届柏林电影节于2023年2月16日至2月26日举办。

文／ 尼古拉斯·拉波德（Nicolas Rapold）

译／ 钟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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