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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亮谈展览“郊游”

蔡明亮,“郊游”展览现场,2014.

蔡明亮个展“郊游”正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美术馆(MoNTUE)展出。整个展览基于对同名电影所进行的影像装置式改造,艺术家将《郊游》的素材通过不同形式的切削与重新结构,力图实现电影与美术馆空间之间的完整契合,并试图在展场内部打造出一种与影片气质吻合的时间浸润的气氛。这同时也是作为导演的蔡明亮在投身当代艺术后举办的首个个展,展览将持续到11月9日。

艺术本来是不停在变化的一个概念,创作不是死的。现在因为工业化的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做完”后的样子,每次你就给人家看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我的创作不停在变,而且近几年更领悟到一个作品会生出非常多的作品,甚至生出非常奇怪的想象不到的作品。比如我“郊游”的投影布就是我在欧洲做剧场时用的纸,它们在演出结束后被我收回来。因为本来就是白纸,虽然后来画的线条,有演出的痕迹,但《玄奘》的创作本来也是我的作品,都有关联,它就很适合地放在这边做一个投影的媒材。很多不同来源的东西都是我将来需要的素材、元素。

另外我甚至觉得这个展场也可以不停地变,我只是没有时间变,我一直想我要怎么改变它。我最喜欢最初没有做完的时候,可是没有办法看,没有办法用,人进不来,但那个时候我认为反而最棒。观众看一个作品是可以看很多次的,这跟阅读很像,具有延展性,而不是来买张票,买一个东西——这种观念太工业化、企业化,我不喜欢。对于电影,我现在都在讲一个概念:能不能回到手工业?当你的消费是手工业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问题:明明是一个阿婆用手做的油,她怎么可能加别的东西?我相信手。所以电影也是一样。现在为什么那么多难看的电影也都能卖座?很简单,因为人变笨了,人品质不好了。无明,越来越无明,观众也无明,做的人也无明——其实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可是他假装不知道,因为他要赚钱——所以大家就都无明去了。电影这个媒材是要做善的、正的事情,让人回到最初、最好的状态。虽然人受到的教育越来越差,但艺术就一直要提醒你不要这样,回来,回来。我最近一直觉得连一张银幕都可以是手工业,可以撕掉,明天再换一个,很便宜,废物利用,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可以做。

如果你的空间条件允许,一场展览其实可以做到什么都不要,而只有影像。只是说在美术馆还要思考如何与电影院加以区别。不过我并没有想太多,不一定是要把影片“装饰”为艺术,而是让影片在被解构时,可以很明白地被看到解构的痕迹:影片可能是一个结晶,结晶的分子、原子被解构出来,是不是可以单独还原为一个被观看的主体。我在拍的时候觉得每一个镜头都是一部电影——跟现在的电影需要一个故事不一样,我一直往影像的本质里思考。

进到这个展场你会有一种体验,比如树枝的味道,会让人产生一种突然应该慢下来的感觉。空间也很宽,其实没有放太多的东西,而且我有很多影像材料是准备替代的,我会通知美术馆定期换一组新的影像。这个空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并不足够放更多的东西,我就放了现在这些。逐渐的,我感到这个展场在变为一种时间的场域,你可以花很长时间在里面,也可以花很短的时间,所以它是一种深度的概念,不是宽度的概念。当你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也许会在其中沉浸很久,这和看一部一两个小时的电影很不一样。去看楼下的观众才好笑:我本来把枕头放得很漂亮,现在已经乱七八糟了。我觉得也很好,每个人会找自己坐着的方式,尤其是晚场的时候,很多人是拿着椅子自己找位子,并不用帮他排序,坐地上也可以。虽然没有像戏院那么舒服,但至少美术馆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区别,它让观众意识到自己不是在戏院看电影。

其实我每次拍戏都会这样思考,但不一定都要做展览,只是到了剪辑台上觉得好可惜。每次有很多挣扎,有时候是别人给你的意见,当然是周围的制片或者投资者,他们也不是泛泛之辈——亚洲片商什么都不知道,欧洲的还比较清楚——他会给你很多意见,可那些意见有时也会让我发火:“你这样做就去不了影展!”“这样做是没有人看的!”我就跟他说我是导演,我难道没你清楚吗?我同意你的想法,可是我有我的意见,电影是我的,电影失败的时候不会骂制片,是骂导演;作品是我的,你投资我的时候就要认命。过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导致常常有一种遗憾在,这其实说明电影非常不自由——哪怕像我这么任性都常常觉得有一些遗憾。所以做展览蛮开心的,它似乎真的可以证实一些事情,比如观众的回应。有很多观众开始学会亲近我的作品,学习怎么看。我有时看到学生很年轻,坐在地上一小时一动不动,就很感动。

蔡明亮,“郊游”展览现场,2014.

电影最好的观看方式还是电影院,但我的作品没有办法做到,在当代或是以后也很难为继。因为电影院本身就是一个卖场,它就是消费的概念,所以你要自由创作就会比较边缘。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走美术馆系统,不只是说在美术馆被观众看到,这里还带有一种培养的概念。你没有观众怎样去电影院呢?并不是美术馆的渠道比较容易,而是说它具备比较多的可能性:一个人如果从小进入美术馆,他的头脑就不一样,他的感知力就不一样,所以他很可能会变成将来买票、排队的观众。

我最近拍的作品很多是针对美术馆的创作,比如说“走路”的系列,但我也会同意电影的出资方无限量地把这些作品拿到影展进行放映。但只能在影展看,不能做发行。有的人很天真的认为这意味着开发了一个新的观影概念,但其实是因为我的影片的观众数量在某些地区不能支撑放映空间。所以我还是会针对美术馆来思考我的某些短片,甚至我将来的长片也会有一部分这样做。全球很多地方的电影不用进美术馆,只有亚洲要进美术馆,中国最惨了(笑):中国有几亿人口,但有没有十万人看过我的电影我都很怀疑——关键是这十万人怎么看?德国最有意思,德国有柏林电影节,可所有的艺术片都进不了德国的市场,不是一年两年,十几年都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的观众很分散,只有在柏林卖几张票,构不成一个商业体系。法国好一点,卢比荷这个区块好一点,意大利好一点点,但也很惨,我是从来不妙想天开说:我这种电影可以毫无问题的存活,我能够活那么久是一个奇迹。因为我的成本低,大家还很努力的帮我做,小小地做,小小地卖,小小地升值。很多人一直跟我讲要去能内地,我是一点兴趣没有。

我其实去哪里都可以的,我也知道内地有很多很棒的人,我的朋友也很多。但有时想到内地最棘手的问题是,没有人敢冲击那个权力,这是最大的问题,所有的东西到了地面就变乖乖牌,没有人去打仗。我在台湾也是打仗打出来的,我很爱打仗,跟有关单位、跟权力打仗:他说不可以,你就要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就去讨论,讨论输了也没有关系,让大家都知道你们有过这个讨论。我在马来西亚也打过仗:《黑眼圈》(2006)当时因为一个秘密的理由被禁了,我要求摊开来说,报纸就登,引起舆论;我再去送检,送检完他说你可以通过,可是要剪你五刀。我后来脑筋转了一下弯,我就说:好,我剪,剪五刀、十刀我都剪,但我的宣传语变成了“看一部被剪过的电影”。我当然不喜欢被剪,但那个环境那么糟糕,就要让人知道这个环境到底有多糟糕,这就是对抗,不是简单说你要打赢他。

很多人没看你的电影也无所谓——电影不一定要给全部人看,而是看你的电影在哪里放映。我当时放映《脸》(2009)的时候比较在乎怎样被看到,用什么看。用DVD就不必了,因为当你的电影的碟片在街上被贱卖,那是一种很屈辱的感觉——而且还卖不掉,更屈辱。你的作品应该在一个适当的环境被看到,以一种好的品质被看到。具体到《脸》,当时我就跟卢浮宫的馆长说能不能不要发行,就在卢浮宫放:所有人只有去了法国才有机会看到《脸》,没看到就算了。在台湾我也是用这个方式:《脸》下画后就不卖DVD,不卖电视台,什么都不卖,再也看不到了;可是我又知道《脸》在台湾影院的观看率、品评,我觉得好可惜,我就带着胶片到处打电话给文化单位,大概在全台湾(加上外岛)谈了五六十场的放映,就用35厘米的机器放。放完之后我就放一个消息说会出10张DVD,一张卖100万台币,卖给收藏家或者美术馆,只有这样才会被看到,反而会被看到。

特别感谢黄建宏先生对本次采访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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