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徐渠谈“教义”

徐渠,“教义”展览现场,2016.

徐渠于天线空间的最新个展“教义”展现了艺术家近期的工作成果:从一条隐蔽的内在线索出发,徐渠在展览的不同作品之间试图呈现一种其对于历史复杂面目清理、纾解之后的“纯粹”情景,或希冀在“逆推”的思辨中抵达“后台”逻辑式的澄明状态——然而背后的态度却并非置身之外式的漠然,而是“卷入”之后独立的观望,持续思考中的自我质询,这使得整个现场都沉沁在冷静与激烈并存的矛盾角力之中。

我与天线空间合作之初便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完成一个具有完整结构的“三部曲”。这是一个计划性与变化并存的想法,我的习惯是把之前的展览绞得粉碎,然后去思考它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展览是“消化”、“提炼”自身工作的一种方法,第一个展览碰到的问题有可能成就第二个展览,而第三个展览是对前两个展览遭遇问题的综合——线索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在我的工作方式中,日常的研究路径永远不停运动。展览可以有开始与截止,但它永远无法完全满足你所试图追求的效果与目的,因此我不希望展览造成一种停滞,而是能够成为一个时段内研究的综合呈现以及新的工作的出发点。

这个展览的名字是“教义”,“教义”是传统宗教上的名词,指代约定俗成的标准的语言逻辑模式。这个题目很明确的针对我在西方或者国内工作中遇到的某些问题, 具体而言,可能是变动不居的当代局面与从过去一直作用在我们身上的知识和经验之间的一种拉扯状态——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当代艺术之中——有些东西在往前走,有些东西停滞不前。而对于这种拉扯我们需要做一些认真的反馈。所以我回到了历史,回到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节点,比如在《易经》(2016)中涉及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民族宗教与西方外来宗教混合而成的一个极为奇特的世俗产物。不仅如此,当时造访太平天国的天主教教徒带着中国的哲学经典《易经》回到了欧洲,然后在他们的书籍封面上出现了想象性的亚洲视觉的图案,这就很有意思了。因此在展厅里面,我呈现的是两张打开的书的封面,然而内部是空的,就像一个打开的概念。

顺着这个研究延伸下去,最后回到了社会的阶级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在试图获得权利与土地的过程中不断与政权发生冲突,不断被消解又涌现,历史便在这种消长中前进——我进而感到这些人是被时间凝固的人,永远会出现,永远面对我们以及被我们面对。这令我联想起了相机镜头,早期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其实都害怕摄影——害怕镜头所象征的权力。《张清安》(2016)就与这个联想有关:镜头这个视觉意象的强度就在于即使你失去了眼睛它依然有可能躲在那个强烈的象征符号背后窥视你。而这个窥视感又把《窥视》(2016)推演了出来。骰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命运并不由你掌控,而在于历史的晦暗力量——你的命运可能在对你不可见的地方便已经被决定了,所以真正的“教义”或信念恰恰来源于那被想象出来的骰子的内部。

以上几件作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而链条的尾端又与我们当代更世俗的生活联系了起来。《阳台》(2016)的灵感来源于太湖边上的一个渔村,渔村世代都在从事佛像制造,在我对这个村庄的调研中,发现他们对待这种宗教用品的态度与我们每年春节在阳台上晾晒腊肉的感觉非常接近——在这样一个标准化的生产环境中,我察觉到存在着一种更为强大的“因果”关系,这种世俗循环的力量完全可以与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形成某种参照。这件作品又联系到我的一个长期项目:我从2004年便开始收集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的摄像机。他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摄影、录像专业,毕业以后回到老家,他父亲为他找了一个警察系统里纪录执法过程的工作。从2004年到现在每年都损坏无数设备,其中很多都是冲突中损坏的——我一直收集这些设备,但一直没想好如何处理它们,直到去年春节见面,我突然发现他手上戴了一个手串——这种情形特别能够体现这个时代虚无的本质。所以我做了《职业》(2016)这件作品,我把收集到的摄像机全部打磨了一遍,收拾得干干净净,做成手串的样子,还给它包了浆。

这次展览中还有两件录像,其中一件叫做《愚昧》(2016)。磨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什么?书作为一种知识载体已经是一种经典的媒介,但今天我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已经非常多元,这使得书又类似于一种“社会遗留物”,它的商业价值或者媒介价值早已被确认,甚至“失效了”——因此,当你用手磨通一本书,你获得的知识经验可能与你用眼睛读不一样,也许这亦是通向一种新的知识经验的渠道。

对我而言,展览应该呈现非常清晰独立的态度,一种“纯粹”的力量——在这个杂多、“脏乱差”的时代里,你直接去搬演这种复杂、把它移植到展厅里,我认为是无效的,很多信息你无法进行分析处理。而我试图达到的是在对立冲突之后的“干净”——但我也反对所谓的“宣言”式的“作秀”。文明史上诞生了无数的宣言,但我们却从没有遵循过我们总结的东西,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最基本的“教义”都没有实现的话,再抛出新的教义其实只会给这个世界制造更多的混乱,就像我在《示范》(2016)中希望表达的立场:所有的政治包装都是一场秀,而本质上依然是人性的表演。

这几年下来,我其实最担心的是自己被卷到“漩涡”里,看不清很多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可能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会做一个“旁观者”,去尝试不站在大多数聚众者之间,而当你所处的小部分变成一个庞大的集体时,你也应该有勇气跳出来,站在另一边。这也许也可以联系到我接下来的兴趣点:地理分界线。地理分界线其实是一种想象性的存在,但又具备具体的针对性,它的内部与外部总是在不断的变换,所以它既代表你身处的位置,也意味着你思考的角度。

总之,我认为真正的实践就应该把所有捷径都砍掉,一个人就应该像一块顽石,山顶上的一块顽石。在它向下滚落时只依附于重力——它不会考虑其他石头,也不会考虑压到花花草草或是别的什么——就只是伴随着重力向下滚落;但滚落过程中发生的每一次碰撞,以及由这个碰撞发出的声音、力量或者带来的反应却很重要——我觉得我的工作的形态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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