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戴安娜·塔玛尼谈“走私者”

安娜.塔玛尼,《鲜花走私者》,2017,喷墨打印,70×100 cm×3,150×100cm×1.

来自拉脱维亚的艺术家戴安娜.塔玛尼(Diana Tamane)在中国的首个个展于武汉的剩余空间举办。她把摄影作为探寻个人身份、编织记忆与日常生活的主要媒介,并以“微政治”的方式展现了其家庭的生存状态与跨地域迁移的轨迹。在她生动的叙事逻辑中,一系列90年代以来的复杂社会政治性议题,诸如苏联解体、全球化以及当前欧洲难民潮等,被细腻生动地呈现出来。展览将持续至4月17日。

展览“走私者”中的一系列作品大概有六年的时间跨度,从《家庭相册 I》到现在还在进行的《家庭肖像》以及《鲜花走私者》,这个展览更像对我工作中所关注问题的一个阶段性的呈现,也记录了一个“后苏维埃时代”普通家庭的生活状态。我在生活中会很自然地对见到的一些人感兴趣,去想象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家庭。在我看来,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化模型,对家人的特写形成了一个探索社会性话题的重要语境,并且也是我研究更广义的身份问题的出发点。之所以用《鲜花走私者》(2017)这件作品命名整个展览,一方面因为这个作品是我最近还在进行的创作,另一方面我喜欢其中的不太明晰的逻辑状态。花是一个很日常,并非常具有诗意的元素,而“走私者”又是一个带有很强犯罪性以及政治含义的词语,二者搭配产生的荒诞对比很有意思。

我很小的时候经历了苏联解体——拉脱维亚1991年最终脱离苏联独立。也许因为年龄的原因我对重大的宏观历史事件的记忆大部分停留在日常生活的碎片化记忆当中。比如,我最早在学校上课时大部分时间使用俄语,但从90年代初起俄语便几乎很少出现在课堂上了;还有当时我父亲偶尔有机会去西欧,他回拉脱维亚时全家人都很开心,因为他会带来很多那边的食品;后来在90年代中期,他频繁到西欧买汽车、电子产品和其它商品,然后拿回拉脱维亚倒卖。我20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后苏维埃的社会政治环境里,20岁之后我去了西欧学习艺术, 这对我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地点和语境的变化让我开始了对身份问题的思考。摄影是我主要的创作媒介,我对它的兴趣不仅仅停留在它的叙事性或对记忆的呈现方面,而是更在意这个媒介如何被当做一种工具去记录家庭的历史、身份特征以及对自我的再次塑造,尤其是在这个技术加速革新与自拍文化风靡的时代里。

“自传”和“家谱学”的方式是我摄影和录像作品的基础。在对个人身份的质询过程中,我的个体存在与艺术实践可以紧密地联系起来。时间的延续性在我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从大概2010年我开始围绕家庭进行创作,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也影响了现实中我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地理位置上相隔甚远,但他们一直积极与我“合作”,与家人的距离感反而让我更能体会到和他们的某种“纽带”,更容易理解与彼此沟通。因此我不会也不希望我的工作被过分地附上政治标签——这些话语太强大,以至于很容易让观众只从这个角度阅读我的作品。我关注很多眼前的事和物,也处理关于过去的话题,例如情感、老化、爱和死亡,这些问题或许比政治更“永恒”。

或许我在作品里用了很多私人的东西去投射或诉说公众性的事物。这些作品表面上是静态的,但在其表层下又有很大的张力,包含了很多的“运动状态”,包括欧洲过去30年大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家庭的动荡、边界的穿越以及当下欧洲的难民问题等。“边界”是个很有趣的概念,在欧洲我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像我对人与人心理关系的好奇一样,我对社会和经济面貌也同样有兴趣。能够看到我的过去、欧洲的当代状态与当下正在欧洲内部发生的人口西移之间的关系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体验。我经常思考,我们为什么迁移?我们能去哪里?在离开拉脱维亚的10年里,我去了很多地方,一直在适应我去到的不同国家,并学习新的语言,所以有关根源、路线和身份的问题一直都在困扰着我。再比如作品《妈妈的来信》表现了我母亲开卡车横穿法国北部的途中,目击大规模难民迁移后给我发来的一封电邮。因为我觉得这封邮件带有很“右”的政治观念,所以这个举动曾让我很不舒服,以至于确实想过直接把邮件删掉。但当后来了解到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很多欧洲中产或以下阶级的群体政治态度时,我觉得把这种现象呈现出来很有价值。我并没想过通过我的教育说服母亲,事情该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不愿意去说服别人。

创作中的角色更像是“读故事的人”而不是“故事制造者”。我用很多他人的遭遇和故事,并把艺术家的主观性投射在它们之上,这个过程中对“自我”介入的把握就像拍摄时镜头在黑暗中无法聚焦的过程。对于那些家庭物品的拍摄也是如此,我会去想物品是如何确认身份的?很多作品中运用了类似于“文案”式的拍摄方法,尽量客观地还原事、物、人原本的状态。比如作品《血压》(2016)、《鲜花走私者》与这次没有展出的《售卖品》等,它们一方面像是一个对已有生命痕迹的追溯,另一方面也抽象、间接地对于普通工人阶级的审美、身体、精神状态以及看似微不足道却带有文化意义的物品进行了提及。这些都是从“微观”政治到“宏观”政治的转换 ——通过有效地利用私人元素和家庭财产去反映更广泛的问题:工人阶级的生活,全球化生产和消费环节下的劳动状态等。而这些问题最终又回归到了一种带有艺术家人性感知的极其私密的叙述方式中。

我觉得自己的家庭有很多的故事和资源可以作为我创作的动力,所以我不会刻意去想这个项目以怎样的方式结束——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地和我家庭一起“生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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