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大正家”位于北京顺义区罗各庄村的一所自建房院内。它既是一个艺术空间，也如其名字所提示的那样，是王大正的家。1999年，王大正的父母亲手设计并建造了这处住所，如今院子里仍住着几位长期租户。展览空间位于院内西侧的一排房间，这里是王家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旧时的空间格局与居住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今年6月，“大正家”呈现了它的第一个展览（展览将持续至9月11日），讲述了王大正与妹妹王子菲、母亲王芙容、父亲王星林一家四口的故事。家庭成员们以自己具体的生活经验为起点进行创作。每件作品既是一段个人历史的展开，也指向我们所共有的社会现实。 “大正家”不是一个根据外部专业标准或路径而组织成形的空间，但也正因如此，它保留了一种真诚、自然的创作冲动，这或许才是艺术对于个人最重要的意义。
我出生在顺义罗各庄村，上小学前都住在这里。我妈妈是本村人，爸爸来自四川南充，1984年随爷爷奶奶定居在后沙峪。我的童年在姥姥家、奶奶家和爸爸妈妈家度过。三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样。姥姥家邻里经常串门聊天、打麻将。奶奶家更像是一个四川老乡的据点，她经常在家里招待北漂的老乡，给他们准备香肠、糍粑。后来和爸爸妈妈搬到顺义上学，又住进完全陌生的社区。小时候的我没有太强的“北京人”或“四川人”的身份认知，甚至觉得并不了解北京，更不了解四川。童年时期的焦虑可能更多来自家庭之间的转换带来的失落和混乱感，困惑自己到底属于哪个家庭。
大约在2005年，我爸爸妈妈开始在罗马湖附近建设艺术区。当时他们只是盖房子、做经营，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参与艺术建设。直到多年以后，艺术家逐渐聚集在这里，我们家和艺术家社群之间也慢慢发生了交集。真正让我接近艺术世界的契机，源于我们家的一位租户——红梅阿姨，她催化了很多事情的发生。红梅阿姨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其中也包括我妈妈。有段时间，红梅阿姨发现住在附近的艺术家都吃得不好，就经常做饭招待他们，即便她并不擅长做饭。她的工作室逐渐变成了一个像社区食堂一样的地方。红梅阿姨非常有趣，也很活跃，我们常和她聊天；也是她建议我多跟艺术家往来，后来我才有了和艺术家们更多的交流。
通过红梅阿姨，我逐渐和一些艺术家成为朋友。2023年，阎实邀请我参与BRC Studio的一个展览“志异”。这是我第一次以创作者的身份做作品。我在BRC Studio屋顶的玻璃屋里做了一件影像装置作品。当时一切都很仓促，但整个过程让我特别兴奋。做完第一件作品之后非常想继续创作——不管这个事情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它已经深深吸引我了。一开始我也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想继续跟艺术发生关联。
那几年，我们村子附近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小空间。我也开始思考，我们家的这些房子——原本是出租房的地方，能否成为艺术展示和交流的空间。对于我们家来说，做一个空间这件事其实挺顺手的：我们不需要考虑房租，少了很多经营压力。所有可用的房子里我自然地选择了1999年建成的那一栋，我希望它不只是一个房子，而是能承载更多可能性的地方。
我爸爸的一大爱好是设计和建造房子。在盖房子这件事上，他一直和艺术家们有交流，但对于艺术创作，他一开始是比较迟钝的，发生转变的契机可能和我的第二件作品有关。“志异”之后，我又参加了BRC Studio接下来的展览“流动的盛宴”，创作了一件影像装置，叫作《张老师不会来找我要柜子吧》（2024）。那时艺术区即将被拆除，我和爸爸去现场时，房间已经被清理得很干净，大部分东西都被收废品的人翻过很多遍，几乎没有什么剩下的，除了一个旧柜子，看上去又大又笨重，不太好搬，也不值钱；可我和爸爸都觉得这个柜子还挺好的，于是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把这个柜子“抢救”了出来。后来我以这个柜子为核心，做了一件影像装置，而爸爸也成了这件作品的主角。展览开幕当天他也来了，很多我们家以前的租户、艺术家朋友都来了。我觉得那次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让爸爸开始对艺术这件事产生了兴趣。
“大正家”虽然是我先发起的，但我不是唯一在推动的人。我们家的每个家庭成员以及在“大正家”共同工作的伙伴们都做了自己愿意承担的部分。“大正家”的第一个展览讲的是我们家的故事，是我和爸爸、妈妈、妹妹一家人共同完成的，从策划、布展到创作都是我们亲身参与。每一件作品都和我们的切身经历有关。例如我最早在这个展览里完成的，也是困扰我最久的一件作品，叫《拥抱》（2025）。这件录像里，我捡了一百块砖头去砸玻璃，没用完全部的砖头，玻璃就碎了。虽然我日常在做儿童教育的工作，帮他人解决情绪问题，但当我开始尝试和家人一起做展览，想要做一个能够表达我对他们情感的作品时，我发现自己再次回到了那种无法掌控、被情绪淹没的状态。直到作品一点一点变得清晰，我才慢慢意识到，“掌握自己”并不代表要去描述那些淹没我的部分。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开始真正明白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什么。在我能够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并表达得足够清楚的那个时刻，我发现那些我想捋顺的记忆，其实是可以被理解和安放的。
如果说我们一家人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可能是我们都很有勇气，每个人的主体性都很强。一旦决定做某件事，无论他人支持与否，都会去做。我们身上都有一种不太被说出口的“斗争意识”，但它不是一种激烈的对抗或者明确的敌意，也许是一种对生活中不合理或被压抑状态的本能抵触。我爸爸妈妈从年轻时起就没有待在自己的舒适区。每一个阶段，他们都要面对新的问题，需要一直往前探索。我也是在这种不断变动的氛围里长大的。小时候我会被这种不确定感困扰，后来慢慢地，我也把这种动荡接纳为一种主动的选择。
“大正家”的出现，以及第一个展览的发生，都来得很自然。未来“大正家”可能一年举办两三次展览。至于内容和形式，我们不想提前设定。我们有一群共同工作的朋友，何颖宜、苏伟、王大正、王卫、阎实，很多想法和计划都是在讨论中生长出来的。最近“大正家”还举办了一次乒乓球友谊赛。起初只是我妈妈想打球，我们在院子里放了一张球桌，然后这里就变成了邻里之间互动最频繁的地方。友谊赛很随意，但非常热闹，有些原本害羞的孩子也因为参与比赛而变得更勇敢。我希望“大正家”能一直保持这种自然流露的感觉以及令人兴奋的状态。
采访／ 赖非
